□本报记者陈旭钦

　　中国宁波网讯 昨天，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采用成都金沙遗址的“四鸟绕日”金饰图案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这意味着在国际上影响力、知名度远比金沙遗址高许多的河姆渡遗址(详见本报8月10日《文化遗产标志可否考虑河姆渡神鸟》)，与此失之交臂。

　　那么，我市缘何与“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失之交臂呢？这幕后的许多旧事，也许更值得宁波人去琢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标志”之争，业内人士透露说：成都方面精心准备了两年多时间，而宁波方面等到标志公示后才“临时抱佛脚”。而事实上，国内多位鼎鼎大名的专家早就为我市献过妙计，但至今没人重视。

　　记得曾在1994年首届中国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历史博物馆原副馆长史树青教授独辟蹊径，即兴作《河姆渡遗址为姚墟说》一文。此文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文中的大概意思是，河姆渡遗址的年代及出土文物与姚墟的地理位置及历史变化有许多相近之点，因此提出河姆渡遗址就是文献中记载的、目前正在寻找的“姚墟”，并建议余姚或宁波在市中心立“虞舜故里”之碑。

　　诚如作家余秋雨在《现代城市文化结构》中所言：“每个城市都应有自己的历史结晶点，每个市民都应为这个结晶点而感到自豪，围着这个结晶点而做些什么。”陕西的黄帝陵，据说陵中并无黄帝实体，但因为是“黄帝”陵，使陕西获益匪浅。再比如地处包头的成吉思汗陵，也是在1959年才兴建的，此陵真的是“一代天骄”长眠之地？还需进一步考证。但此两者都是名正言顺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所有这些，对我们启发很大。虞舜故里之所以在余姚，也就是因为“舜生之姚墟”最近似的地域、记载最确切的在余姚。尽管人文胜地与考古遗址是有严格的区别，一般人文胜地大多是民间世代相传而形成的，即地因人杰而胜，人依地灵而名。但重在对名人的追思，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具有延续性、堆积性和世俗性，是对历史文化的反映，属于“民俗文化”范畴。而考古遗址则完全是对某一确定历史时期、确定内涵范围的科学揭示。因此，我们怀念虞舜，弘扬虞舜，是对华夏文明起源时期伟人的追思，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大可不必拘泥于具体的考古类比和对历史传说真实与否进行繁琐的考证。

　　虽然，“标志”图案已经花落金沙遗址，但河姆渡文化在中国的地位不会改变，也不意味河姆渡遗址不如它博大精深。厚今不薄古，继往为开来。祖先已留给我们丰富的遗产，理应责无旁贷地保管好、弘扬好这份“财富”。

　　失去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还令许多宁波旅游界人士感到惋惜。因为旅游经济是“知名度经济”，旅游观光产品的不可移动性决定促销是沟通景区与游客供需双方的根本途径。

　　通过这次”标志“之争，如何提升城市的“软实力”也值得我们深思。同时说明，社会上还存在着一种浮躁现象，当某个地方刚刚有考古发掘或文物发现时，媒体争相爆炒，成为受众关注的焦点。但往往热乎劲儿一过，便又归于沉寂。文物工作者不应只埋头考古研究，而需要更多地懂得宣传策划、形象包装，让沉默千年的文化遗产，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大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