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宁波抗战八年
———九位抗日老战士忆烽火岁月
沈宏康：“五支四大”的模范行为
“五支四大”实际上是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地方部队。
1941年6月下旬，忽然传来了在姚北相公殿，有一支队伍打败了日本鬼子的消息，我们心中十分高兴。7月初的一个深夜，天下着大雨。有一支队伍来到了太平闸村，他们开始在草舍外只是轻轻地敲门，轻轻地喊：“大嬷大伯，我们是抗日的队伍。”老百姓让队伍进到草舍，看到他们都淋成了“落汤鸡”，准备给他们烧水。“五支四大”的林有璋大队副和蔼地说：“大嬷大伯，水我们自己会烧，要用你们的柴草，重量称一称，我们要付钱。”我们听了不敢相信。果然，部队烧柴付了钱，水缸里的水用光了，又把水缸挑得满满的。晚上睡觉，向村民借竹簟，早上起来后把竹簟卷起，把地上收拾得干干净净。
(沈宏康原任中共宁波地委副书记、宁波地区专员公署专员)
张永祥：在日寇宣布投降后的日子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此情况下，我浙东共产党领导组织已经准备接受在宁波的日军投降事宜，一面向日军发出通牒，一面组织队伍准备入城接管。我也被指定参与接管工作，先经过姚南、鄞西，再抵达宁波西门外的望春桥，看到鲁迅学院院长黄源同志和丁菲同志等，我们是准备去接管宁波的文化教育系统。然而，由于日军受到美方和蒋介石的牵制，不肯向我方缴械投降。此时，我和张菊兰同志被派往镇海城的西南，在张碶村子驻扎。我们二人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配合进城接管工作，同时搜集来自镇海城内的日军动态信息。有时，为了更多地了解镇海城内的情况，我需要扮成渔民，在镇海城关北面的后海塘之外装作捕鱼捕虾的模样，伺机了解日军的布阵情况。
(张永祥原任宁波大学党委书记)
童敏华：群众待我们亲如子女
1945年5、6月间，我被抽调去配合新四军三五支队解放上虞。我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后勤工作，组织担架队，把伤员转移到后方医院去。在战斗中，由于连日劳累过度，我犯了眼病，眼睛红肿得睁不开，到后来连路也看不清了。这时，有位姓张的大娘，二话不说，自告奋勇把我接到她家养伤。她家徒四壁，平时靠用毛竹编些日常用品到集市去卖点钱维持生计，家里的人吃不饱穿不暖。但她对我却无微不至地照顾，把家里好吃的让给我吃，舒服的地方让我住。没有钱买药，她昼夜操劳，连续几天编竹篮子到市场去卖，换回钱买皮蛋，做成山里人治眼病土方。在她的精心照顾下，我的眼病竟奇迹般地好了。(童敏华原任宁波市委常委、市经委主任)
潘新月：我参加了浙东抗日第一战
1941年淞沪游击队“五支四大”在姚北新浦沿海登陆。一天部队出操演练，突然听到相公殿方向一声炮响，大家都清楚，这是鬼子掷弹筒的爆炸声。六塘，是鬼子返回庵东的必经之地。部队提前吃了中饭后，各就各位，进入盐堆、棉花沟等埋伏点。经侦察后了解到，共有36个鬼子加一个翻译，2支短枪，33条长枪、一挺机枪、一个掷弹筒。还获知，这批鬼子下午3时准时回庵东。3点钟，鬼子果然从相公殿街口出来走到六塘上，30个鬼子走着两路纵队。待大部分进了埋伏圈，林指挥扬手“砰”的一枪，霎时，埋伏的战士一齐猛烈开火。此役取得了毙8伤8的战绩，而我方无一人伤亡。
(潘新月原任空军高炮某团一营营长)
胡章生：我与宁波码头反日同盟会
1945年5月初，我受中共浙东区党委城市工作委员会派遣，秘密进入宁波沦陷区，在码头工人中组织“反日同盟会”，对日寇进行斗争。
一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我在码头工人叶永法家与其研究行动计划，突然间，居住地的保长跑到永法家，一进门就嚷嚷：“这几天怎不见永法出工？”“生病已经好几天了。”永法嫂接口应道。“保长先生，你好意关照，我感谢你。永法病在床上已经几天不进食了，请你行个好，借几个钱让永法去看病……”永法嫂假装哀求他借钱。保长听到要借钱，一甩手转身回去了。
待他走后，我们觉得可能已经引起敌人注意，得立刻转移。最后我穿上永法在码头工作的号衣，再把大檐帽压低，掩住半边脸，装着生病的样子，由永法嫂扶着缓步走出，赶到西门口缸甏巷11号另一位姓张的反日同盟会会员家里。(胡章生原任宁波市总工会主席)
徐大年：浒山“三友酒店”
“三友酒店”开设在浒山镇东门外二十米处，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的一个秘密地下联络站。三友酒店的店主叫徐大雄，也是地下党负责人。地下联络站的一切活动都是在极端秘密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旦搞到情报，立刻写成小纸条，自己动手卷在“白纸香烟”里面，派人送至逍林附近的一个接头地点。日伪军一有活动，我们的情报就抄小路赶在敌人前面送出了。 (徐大年原在南京军区机要部门工作)
刘生海：在日寇宪兵队里的斗争
“400反间谍小组”在党的领导下，卧底宁波最凶恶的杀人魔窟———宁波日本宪兵队里，收集敌人情报，迷惑敌人，拯救落难同志，策动日特反正……
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的第二天下午1时，根据浙东区党委城工委指示，“400反间谍小组”成员以及所有反正人员共六十余人，除各人原有的武器物品外，还带着日本宪兵队的两部电台、两挺轻机枪、四挺手提式机枪、十一支半自动步枪，在开明街宪兵队门口集合，一路列队浩浩荡荡向船埠头走去，然后乘上两艘汽艇直驶陆家埠浙东革命根据地。
(刘生海原任宁波市林业局副局长)
林修鸿：奉命北撤
1945年10月4日，三北特务营驻扎在龙山区黄泥岙村，当时我在营部通讯班。傍晚，营长徐志达叫我们通讯班全体同志集合起来。他极严肃而坚定地命令我们：“同志们立即分头通知各中队轻装出发。”原来部队要奉命北撤。在黄昏的薄雾中，我们全体指战员，向原驻地的古窑浦的人民群众告别。很多群众从各地赶来在海滩边为我们送行，难掩惜别之情，有的流着泪依依不舍。当船启动时，在场的群众不禁一致高呼：“你们一定要回来呀！”我们也高呼：“再见吧，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回来的！”。群众的送别真情，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给我们增添了无穷力量。
(林修鸿原任宁波市供销社副主任)
熊巨生：除灭一日伪保长
1945年春，中共余姚县中河区委决定，对云城乡第七保保长、日伪别动队特务熊阿渭实施抓捕，为了人民群众的辛勤果实不被敌人抢占，必须在麦收之前完成对他的处置任务。
我们研究了一套抓捕方案，就是想办法把熊阿渭约出来，在搓麻将时趁其不备实施抓捕。我们安排一位同志稳住他搓麻将，坐在他对面，时刻观察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将他制服。抓捕组一进门内就高声喊道：“都不许动，我们是三五支队的，各人自报名字。”熊阿渭知道大祸临头，吓得光叫“熊、熊……”就是报不出名字来。我武工队员走到他跟前说：“就你，跟我们走一趟。”一路拖着，在小集镇旁的坟场上把他枪决了。
(熊巨生原任宁波市机关党委书记)(资料由市委老干部局、市老龄委提供龚哲明整理)
渔家女营救美军飞行员
孙建军
“那年我十九岁，也就是春天光景，一个傍晚时分。我们在屋里看到飞机擦着我们家门前房顶飞过，不一会就听到‘叭’的一声，响声像打破了热水瓶一样，后来就没有什么声响了。”82岁高龄的赵小宝老人近日在石浦渔港古城向导游们满怀深情地讲述了当年帮助5名美国飞行员脱险的经历……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随后美国对日宣战。1942年4月18日，杜利特尔中校率领十六架轰炸机对日本东京等城市进行轰炸。机队完成任务后，因与地面失去联络，其中十五架飞机在浙江、安徽等地坠毁，其中十五号机坠落在浙江象山的一个小岛檀头山。正是赵小宝夫妇帮助五名飞行员脱离了险境。
那天飞机坠毁后，岛上的居民纷纷往山上逃。许久没有动静之后，赵小宝夫妇才慢慢地回了家。在猪圈里，赵小宝夫妇发现了蜷缩着的四个美国飞行员。“美国人是帮咱中国人打日本人的。”小宝夫妇虽识字不多，但也明白这个道理。赵小宝跑进内室，翻出几套父亲和丈夫的衣服，让他们把身上的湿衣服换下。随后，赵小宝从碗柜中拿出了结婚那天没有吃完的几碟小菜，又从邻居家里借了4个鸡蛋，给他们做饭。60多年后，来华访问的4名美军飞行员之一的爱德华说，那晚的饭菜是他一生中吃得最香的。
为了能让这几个飞行员睡好觉，新婚不久的赵小宝和丈夫把婚床让给了他们，自己睡在屋外为他们放哨。次日，另一名飞行员也找到了。赵小宝夫妇把飞行员打扮成中国渔民，用小舢板护送他们到了安全的地方。当时象山是日本人占领区，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巡逻艇。“太危险了，如果被日本人发现的话，整个岛上的人都没命了。”临分别时，五个飞行员紧紧握住了赵小宝夫妇的手不肯松开，虽然语言不通，但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990年，杜利特尔的朋友、美国西北航空公司原副总裁穆恩组织了一支考察团来到浙江、安徽等地寻访当年参加营救飞行员的中国老人。赵小宝这段封藏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终于公布于世。
1992年，赵小宝和另外四位老人踏上了美国的国土，参加“杜利特尔行动”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时隔半个世纪，赵小宝已经从当年的新嫁娘变成了步履蹒跚的老太太。但当年被她救助过的飞行员爱德华一眼就认出了她，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在美国的十多天时间，老太太受到了美国人民的种种礼遇和热情款待，她被美国明尼苏达州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致信问候，国防部长切尼还在办公室接见了她。
2002年，赵小宝又一次应邀参加了在华盛顿举办的“历史的记忆”大型图片展和纪念活动。美国当地时间10月18日下午，当年杜利特尔轰炸机中队的三名飞行员与当年参加营救活动的刘同声老人和赵小宝一起在威尔逊展览中心重聚。
战争早已结束。现在赵小宝膝下有三儿三女，可谓子孙满堂。赵小宝身子骨还硬朗，偶尔会做做家务。不久前开放的石浦渔港古城专门辟出一个展馆，向游人介绍赵小宝勇救美国飞行员的事迹。
相恋在六十年前
----傅尔回忆林达烈士的抗战岁月
现已86岁的傅尔老奶奶至今还深深怀念着一名革命烈士———她的恋人林达。他一句“待到革命胜利，全国解放后办理我俩婚事”的承诺，最终没能使这对红色恋人结成伉俪———1947年7月29日，林达率部在鲁西南转战时不幸遭飞机扫射中弹牺牲。
林达是上海南汇人，原名林有璋，曾任新四军浙东纵队三支队支队长。被称为浙东抗日第一战的姚北相公殿战斗，林达就是主要指挥者之一。
1937年，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后，林达毅然放弃月薪优厚的工作回乡，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共产党。1941年6月16日，时任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副大队长的林达奉命率部登陆姚北相公殿，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1942年，“中共浙东区党委”和“浙东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部队整编为第三、四、五三个支队，林达任三支队支队长。他率领三支队打了不少漂亮的歼灭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以少胜多，以较小代价换取较大胜利的战例，多次受到纵队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传令嘉奖。仅耗弹4发，十多分钟解决战斗，生俘日军少佐军事顾问吉永久寿秀、伪军上校总队长及以下官佐11人、士兵17人的奇袭洪桥之战，便是其中一例。
林达英勇善战的名声留在了浙东百姓的心中。此时，傅尔在浙东敌后我军的被服厂当一名会计，林达的事迹在她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经部队领导介绍，傅尔与林达相识并相恋了。
回忆起60多年前的那段恋情，已在洛阳离休的傅尔仍心潮难平。
傅尔奶奶说，我与林达初次见面，对他留下很好印象，他浓眉大眼，高高瘦瘦的个子，举止言谈一派男子汉的非凡气质，我就从心底爱上了他。我告诉他，我是杭州临安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女儿，但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到我十八九岁的时候，家里给我找对象，我不愿意，就跑出来参加了革命。他不嫌弃我，我们就相恋了。
傅奶奶回忆说，林达率部常与敌人进行拉锯式战斗，我们不能经常见面。他每次出去打仗和执行任务，我都很担心。他打仗回来时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一是他平安回来可以放心了，二是在他带部队回来休整时可以见到他了。我也只有在他带部队回来休整时才能到部队上去见他，但最多也只有半天。
傅奶奶说，林达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常常手不释卷，白天抽空读，晚上挑灯看，无论是政治、军事书籍，还是历史、地理读本，甚至进步文艺小说，只要是有益的书刊他都看。一次我去看他，又见他正在伏案看书，就对他说：“你休整只有两三天，也不给自己的脑子休息休息？”他笑着回答：“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不学习不行啊！情况在不断变化，为了适应新的情况，研究新的问题，必须认真学习。不学习怎么能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又怎能教育好自己的部队呢？”
抗战胜利后，浙东纵队奉命北撤，部队随后进行整编，驻防于山东泰安地区，林达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三师第九团团长。傅尔也在北撤后到部队里做审计工作。“那时我们见面的时候多了，感情也与日俱增。部队首长和同志经常劝我俩早日成婚。但林达与我商量：待到革命胜利、全国解放后办理婚事。
1947年7月29日，林达在指挥部队渡沙河时，不幸中弹身亡……(沈朝晖采写整理)
为抗日流尽最后一滴血
———访李长来烈士弟媳於侃民
本报记者卢磊镇海记者站徐志明
记者几经周折，在镇海银杏小区的一幢普通居民楼里找到了87岁的退休教师於侃民，她是镇海横河(今北仑大碶)革命烈士李长来的弟媳。8月26日下午，在於侃民家里，一杯清茶，几张老照片，时光仿佛又回到了那炮火纷飞的年代……
“横河李氏是书香门第、名望家族，在当地很有名气。”李长来的父亲李琯卿，崇尚革新，致力办学，十分关心国家民族命运，乡里十分称誉。李琯卿共有八子一女，他积极鼓励其子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子女儿媳中先后有10人参加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而李长来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
李长来小学毕业后，曾就读于宁波效实中学，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由于兄长伟民早逝，父亲又患重病，高中毕业后的他就肩负起了家庭的重担。
受进步书刊和陶行知教育思想影响，李长来主要从事民众教育。随着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主持公德小学校务的李长来以该校为据点，以师生为骨干，团结吸收了当地一批失业失学的知识青年和进步人士，在当地成立了横河乡抗日救亡工作团。救亡团下设的海鹰剧团和海燕歌咏团巡回到各乡村演出，上演《放下你的鞭子》、《大战卢沟桥》等抗日剧目。同时，学校还在历史、地理课中，增加了近百年来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教学内容，积极引导学生接触社会，关心民众疾苦，开展社会服务。
李长来志存高远，一心向往革命。1938年元旦，他离别家乡，和弟弟健民奔赴延安，在八路军西北青年训练班学习，后又去陕北公学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李长来结业后奉命回乡。其后不久，李长来与镇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发展亲属党员，成立了中共横河李氏家庭支部。随后，经上级党组织同意，李长来参加国民党镇海县政府的文教宣传机构，先后任镇海县抗日自卫会委员、战时文化推进会委员兼《战时镇海》和《镇海儿童》编辑、民众教育馆馆长等职，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动员和团结各阶层民众，推进抗日救亡运动。
李长来作风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参与抗日运动。1941年6月，李长来奉命打入国民党镇海县政府江北办事处(简称“北办”)任副主任兼庄市区区长，“北办”内部还建立了中共支部，李长来任支部书记。7月初，中共慈镇县工作委员会成立，李长来任工委委员。由于李长来的出色工作，团结争取了“北办”主任张志飞与国民党决裂，使其投向革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7月，李长来为中共党组织在龙山主持小学教师暑期训练班，同年与龙山绅士共同创办凤湖中学，在校内秘密建立党支部，发展积极分子入党，为党培养了一批干部。
1943年2月20日，李长来和其他同志一起率部进柴桥开辟镇海江南新区，遭定海国民兵团预谋的优势兵力包围，在突围中牺牲，年仅32岁。
李长来烈士的革命事迹被后人广为传颂。去年3月31日，在市新四军研究会的努力下，李长来烈士纪念亭(碑)在北仑灵岩山落成。来自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及全市各地的烈士亲属、战友和社会各界人士百余人冒雨登山，向李长来烈士表示敬意和哀悼。
凤湖中学为抗战而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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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凤湖初级中学校门口。
1941年4月，日寇侵占浙东，国民党守军稍战即溃，镇海、鄞县、奉化、慈溪、余姚等县相继沦陷，大部分中学解散或内迁。没有内迁的部分中学，日寇强制进行奴化教育。
中共慈镇县工委想办一所中学，提高青少年的政治、文化水平，吸引他们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巩固抗日根据地。于是策动实际上被我们地下党所控制的国民党“镇海县江北办事处”和龙山区署出面，发动所属乡镇长和地方士绅，在敌我力量的缓冲地带龙山所设立一个初级中学，并成立董事会，公推龙山所士绅朱祖燮为董事长，校名以当地有一凤浦湖而定名为私立凤湖中学。校长请郑芳华担任。郑当过乡长，任过小学校长多年，有一定社会地位，与我党的一些干部有交往。
学校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1942年秋按时开学。凤中是我党在敌后斗争的环境中贯彻抗战教育方针，动员知识青年投身到抗日民主运动中来的一种尝试。慈镇县工委选派的李健民(共产党员)、陈文舟(中共秘密系统党员)分别负责学校教务与总务工作。后来成立凤湖中学党支部，由李健民任党支部书记。
经过第一学期的努力，教师的工作获得显著成效。有进步倾向的教师进一步向党靠拢。坚持抗战教育的办学方针也比较顺利地推行下来。
第二学期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时期。除了第一学期一般课程外，着重对学生进行全面系统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教材大多由教师自己编写。上语文课时结合当时形势，选用《时事简讯》(浙东区党委主办)里的文章和社论，以激发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情。历史课的教材是社会发展简史、中国近代革命史。地理课则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讲述抗日战争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苏德战场动态等。音乐课除了基本知识外，重点教唱抗日歌曲。同时，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举行时事报告会，针对当时敌后抗战形势，结合当地实际，分析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抗日形势，树立在我党领导下抗战必胜的信念。
为使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投入到火热的实际斗争和群众运动中去，学校利用晚上或星期天组织同学到群众中去，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短小易懂的说唱、活报剧、小调等，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当时，连四五岁的幼儿也能唱“河里的鱼儿要用水来养，抗日的军队要靠老百姓来帮，军队打仗在前线，老百姓帮忙在后方，军民大家一条心啊!捍卫国土保家乡!”。这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学校为配合当时我军自制手榴弹的需要，发动了收集捐献废铜烂铁活动。同学们一方面向群众宣传收集，一方面回家到处翻找，有的连家里的铜锁也捐了。女同学还参加了龙山区妇女会的活动，利用业余时间争做劳军鞋。这一切活动，使凤中的名字在三北地区传扬。第三学期学生人数因此迅速增加到170余人。
由于学校组织的抗日宣传等活动越来越频繁，抗日救国的气氛愈来愈浓烈，引起了当时伪军镇北保安团姚华康部的注意。
1943年10月25日上午7点，姚华康带伪军把学校团团包围，进入校内大搜查。在没有搜出“私通”三五支队的证据后，姚华康气急败坏地限令学校在3天之内迁到伪军据点澥浦去。
伪军撤走后，李健民即去慈镇县委汇报。县委根据战时形势，决定凤中西迁，同时学校党支部组织师生开展反“迫迁”斗争。
校内师生根据自愿原则，年龄小的同学动员回家，年龄稍大的经过挑选共20多人参加凤湖中学流动训练班，教师也大多参加流动训练班工作。流动训练班采用半军事化的形式，学习内容从以文化为主转变为以政治思想为主，主要课程是《社会发展史》，结合当前形势学习《时事简讯》的社论和文章。12月下旬，根据慈镇县委指示，因为敌伪军将到三北“扫荡”，同时天气已经寒冷，流动生活有困难，凤湖中学即办理结束。
红色凤中，虽只存在短短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但她是一个革命的熔炉，也是个撒播革命种子的苗圃，为浙东抗日革命事业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干部，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86年10月，凤湖中学在慈溪龙山镇复校。(沈朝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