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女，原名贻荫，小名桂凤，又名谌之、弥明。镇海城区人，老家称“朱家花园”，1905年出生。194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奉命潜赴台湾，后因叛徒出卖，1950年6月壮烈牺牲在台北。
血洒台北街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
当时奉命在香港从事党的情报工作的朱枫归心似箭，她急于回到解放后的上海来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再说，朱枫的爱人当时已经随军南下上海，参加接管工作，担任市新华书店首任经理。长女朱晓枫，从8岁那年送进台湾抗日义勇队少年团起，11年间，只在上海相聚3个月。现在，女儿也早已入党，重返沪上，进了医学院，她多么希望孩子能偎倚在她身边相互倾诉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
于是，朱枫加紧结束在香港的工作，准备移交。马上就要与爱人子女重逢了，但绵绵情思仍然折磨着她，这年的5月和6月，她给在上海的爱人写了十几封信，反复说明：工作即将交待完毕，团聚有期，会晤在即。在移交工作完毕，正准备束装就道的时候，她又把个人的事情放在一边，去做更重要的工作了。
当时，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急需建立和台湾地下党的联系，考虑到朱枫机警灵活，在岛上有社会关系，认为她是一位合适的人选，就把她借调去执行这项秘密使命。1950年春，朱枫在台湾的联络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离台返沪，恰在此时，台湾省委书记蔡前被捕叛变，供出大批同志，其中就有朱枫。她立刻得到处境危险的消息，设法搞到通行证，迅速逃到舟山，在沈家门的一家医院里藏身。但已经晚了，国民党特务跟踪而至，旋即被捕。
朱枫被捕后，知道牺牲已不可避免，趁敌人不备，吞服金链条企图自杀，不幸被敌人发现，自杀不成。不久，她被押解到台北，反复审讯、百般诱降，始终坚贞不屈。1950年6月10日，朱枫以所谓“中共间谍罪”在台北街头与投身革命的国民党“国防部”参谋长吴石同时英勇就义，临刑前，“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呐喊声震长空，她身中七弹，牺牲得极为壮烈！
憩园名门闺秀
血染台北街头的朱枫，出身原是浙江镇海的名门闺秀。
朱枫的父亲是鱼行富商，她小时候家里席丰履厚，生活优裕。遗憾的是自幼丧母，童年时感到孤寂，于是寄情于读书临贴，小小年纪就很有文才。可是封建家庭崇尚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迟迟不让她上学。因此，20年代初，朱枫到宁波女子师范读书时已经18岁了。
1926年春，朱枫到上海找了份工作，在一个富商家做家庭教师，还努力通过函授学习英文，争取自立。再以后是远嫁东北，丈夫是沈阳兵工厂的总工程师。
镇海大显身手
1931年9月18日。东北沦入敌手。
孀居沈阳的朱枫不愿做亡国奴，北雁南飞，带着女儿匆匆回到故乡镇海。
她时刻关心国事，读书看报，了解时局动态，跟着革命者的足迹，思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就在这个时期，她结识了后来成为她爱人的革命青年朱晓光，支持他从事救亡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朱枫把地方上的一部分青年组织起来，在救亡运动中搞了不少叫人耳目一新的活动，震动了镇海城。
她长于教歌，抗日歌曲就风靡镇海。为了更易于为群众接受，她特意先教岳飞名篇古调《满红红》和老百姓熟悉的《木兰辞》。她组织的歌咏队，那些日子在镇海真是唱红了！
她把自己多年创作和收藏的金石、书画和工艺制品拿出来，在镇海县民众教育馆举行义卖，出售所得，全部捐献给抗日团体。为了国家，她舍得罄其所有！
皖南经受洗礼
1938年，日本侵略军压境，镇海吃紧。
朱枫和全家一起赶到武汉。武汉会战迫在眉睫，朱枫刚好产期临近，不得不渡洞庭至桃源、沅陵，在那里分娩。朱枫分娩后，举家回到浙江金华。不久，她与丈夫一起来到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驻地中村。
这以后的一年对朱枫来说，是她人生旅程中的里程碑。当时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处长薛暮桥原来是新知书店发起人之一，由他倡议在中村设立随军书店，由新知、生活两家书店从武汉金华等地运书刊来向各支队搞流动供应，朱枫干的事是留在中村为各方面配货。她一面管门市，一百向野外上大课的学员供应书刊，有空还旁听讲课，够苦的。但用她的话说是苦得快活，苦得兴奋。
桂林默默耕耘
朱枫在皖南一年后，金华新知书店被查封，她离开根据地，离开丈夫，到了上海，把一颗存放在保险箱内的3克拉钻戒取出，兑给珠宝商，得到3000余元“中储券”(汪伪纸币)，用这笔款子购买了日本生产的薄型纸50令，发运桂林。
朱枫带来的这50令薄型纸大大充实了桂林总店的资金，后来总店事业发展，成立了西南印刷厂，成为桂林印刷出版的重要支柱，成为党领导的重要文化据点，她的贡献是值得记取的。就在她全身心地投身于党的文化事业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血溅皖南，朱枫的丈夫朱晓光被囚禁于上饶集中营。
1942年春末，丈夫越狱成功回到云和的消息传到桂林，朱枫当然喜不自胜。在得到组织同意后，她急驰云和接应。
朱晓光在上饶集中营备受折磨，加上越狱后一路劳顿，已是病体支离；在云和的孩子还小，战乱年头，道路艰辛，出门实在不是易事。但为了革命，她毅然带着丈夫孩子上重庆。
“阿庆嫂”重庆开店
正在这时，桂林的新知书店受到国民党特务的骚扰，朱枫也被安排到重庆工作。其时新知书店在民生路开了一家“第三产业”，叫做珠江食品店，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委派梁海云当经理，朱枫的公开职务是会计兼出纳。
于是，朱枫既是出纳兼会计，又当“堂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只要是“自己人”来商谈工作，立刻延揽到二楼雅座入席，对进店的众多顾客，都能应付自如，俨然“阿庆嫂”模样。由于她处事谨慎，遇事机警灵活，珠江食品店作为我们党的机关，从未暴露。办书店，她井井有条；办餐馆，头头是道。她真是我们队伍中的能人。
1944年初，朱枫、朱晓光夫妇奉调回到沦陷区的上海开展工作。
入党去港赴台
到了上海，朱晓光不久奉命去鲁南根据地工作，朱枫独自留在上海筹建新知书店的副业“同丰商行”。这年10月，新知书店混进一个汪伪特务，很快遭受破坏，大部分同志被逮捕，朱枫自然不免，这是朱枫第一次入狱。
进了日本宪兵队，等于进了炼狱，残酷拷问惨绝人寰这里不必描述，但年已四十、身体单薄的朱枫硬是顶住了。要知道，当时她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她的坚贞，她的无畏确实达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境界，敌人从她的嘴里什么也没有得到，结果把她释放了。
经过这番考验，根据她本人的愿望，1945年春，朱枫成为我们党的一员。
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朱枫始终四海为家，很少能在一个地方工作较长时间。她不停地调动、转移，顾不上家，顾不上子女，作为女同志，她的困难要更多些。谁想得到，在祖国大地黎明时分，年仅45岁的她竟牺牲在台湾。
作者：摘自《镇海英烈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