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仑区小港陈山脚下的村子向南走2公里，就是贯穿宁波东西的交通大道———通途路，沿通途路向东是北仑区政府所在地，向西是宁波市区。在这个需要作出选择的十字路口，29岁的贵州人梅益志蹲了下来，迷茫地看着来来往往的汽车。他说，他真想往西走，到火车站买张车票一走了之，但身后的近20个老乡逼着他往东走，说那里有劳动部门，那里有人会为民工做主。梅益志叹息：维权不是“民工讨薪天经地义”一句话可以解决的，维权需要钱，可大家最缺的就是钱。

　　记者顾霄扬通讯员黄炜／文胡龙召／摄

　　中国宁波网讯

　　背景提示

　　据统计，今年北仑区社会和劳动保障局受理举报投诉案件650起，查处结案598起，共为劳动者追回工资637万元，涉及4663人次，处理突发劳资纠纷等事件72起，涉及2500人。

　　北仑劳动监察大队的胡队长跟记者说，政府部门做得再多，如果民工本身的法律意识得不到进步，那么有限的人力会浪费在解释环节上，如果有一天，在政策到位、法律援助到位的基础上，广大民工能有意识地去纠正身边的不合法劳动关系，民工一定能走上一条自信的维权之路。

　　“监视居住”已近10天

　　近10天来，梅益志家人满为患，拿不到工钱的老乡和熟人每天都来“值班”看住他。梅益志说，他确实掏不出25000元来付大家的工钱，他也不会溜走，大家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记者称呼他为“包工头”，梅益志总要纠正记者的叫法，他说自己不是“包工头”，不知怎的被戴上了这顶“高帽”。来北仑打工7年的梅益志是两个孩子的父亲，靠他到处打零工，一家人温饱无虞。几个月前，他原先干活的某港埠公司找不到民工卸货，一负责人让他叫些老乡帮忙卸货，就这样，梅益志叫上18个贵州老乡和4个四川人到码头作业，从9月9日到10月29日整整干了50天。

　　38岁的四川人周昌林告诉记者，他从梅益志那里拿到了前20天的工资900元，后30天的工资1300元一直没拿到手，他每天跟着梅益志，想一拿到工资马上回家过年。周昌林叹了口气说，其实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拿不到钱，那是一个比拿不到工钱更悲惨的故事。

　　“没小梅借钱我早瘫了！”

　　一间空荡荡的屋子，一个灶台、一张床，尿壶倒在地上……32岁的贵州人谌英躺在床上，眼神空洞地看着屋顶。妻子小杨告诉记者，谌英10月3日在船上作业时，从2米多高的地方摔到甲板上，卧床已有两个月，为照顾丈夫，她把月薪700元的工作辞了。小杨在指给记者看丈夫腿上的伤势时，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谌英说，当时他的大腿骨粉碎性骨折，只有小梅能从公司借出钱，小梅向公司借了35000元，老乡帮着一起凑了15000多元，这些钱给他动手术都花光了。后来，公司就把大家的工钱25000元都扣下了。

　　这对小夫妻担心的是，如果三个月后伤势没有完全好转，还要做一次植骨手术，这笔巨额医药费该怎么办呢？周昌林说，小梅借钱救人是被逼无奈，人心都是肉长的，总不能看着谌英瘫痪。不过眼下20多人工钱没着落，又该怎么办？难道谌英受伤，公司一点不用负责吗？

　　记者陪民工走上讨薪之路

　　周昌林告诉记者，工钱一共25000元，逼死小梅也没用，只能想办法去向公司要，他和老乡去过北仑区劳动监察大队，答复是要提交劳动仲裁，但听说仲裁费每人要300元，吃不消。

　　昨天下午，记者和周昌林来到北仑区社会和劳动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胡队长告诉我们，他们对事情做了初步了解，此事焦点在于受伤民工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如果是劳动关系，应算作工伤，适用《劳动法》；如果是劳务关系，那只适用普通民事赔偿。因为涉及劳动、劳务关系区分，在职能上无法由劳动监察大队解决，只能提交劳动争议仲裁。

　　胡队长告诉记者，《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用人单位一旦与民工确定劳动关系，必须为他办理工伤保险。胡队长告诉记者，其实公司负责人曾叫梅益志申领执照，梅没有做，后来公司让梅拿出几万元当押金，也是害怕出现民工作业伤害。由梅益志这样没有承包资质的“自然人”组织劳动团队，企业也存在法律风险。

　　北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公室的梅科长告诉记者，仲裁的关键同样是受伤者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仲裁费300元属预付，劳资双方谁输谁来付，民工可通过申请得到一定减免。

　　“以成本论，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是最省时、省心的办法，上法院打官司是最后一着棋，那会增加很多额外成本。”浙江凡心律师事务所的吴克汀律师告诉我们，像这起民工官司，案件受理费、标的费和其他开支，收费达到实际赔偿额的20%是很正常的。

　　从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来，周昌林对记者说，他明白了，闹到如今这种尴尬的地步，主要是自己到底在给谁干活都没闹清楚，法律和政策对民工讨薪有很大程度关照，关键是自己了解不够。他告诉记者：他们准备第二天让谌英的老婆带上相关证明来申请做工伤鉴定，如果结果不利，只能考虑申请仲裁，上法院打官司好像不现实，毕竟那笔律师费是个问题。

　　律师解读

　　法律支撑———民工维权最大的软肋

　　劳动投诉、劳动仲裁、上法院打官司，三个步骤对讨不到工钱的民工来说，是固定的三部曲，吴律师对此作了一个解读：

　　劳动投诉的前提是劳动关系成立，在劳动监察大队出面干涉下，民工这样讨工资是最省心的，除了提供合同和欠条，别的不用操心，就像孩子在外受欺负，回家跟妈妈哭诉一样，上升到劳动仲裁，随之带来的不仅仅是300元仲裁费，虽然劳动仲裁对民工在调查中采取“倒举证”制度，也就是主要举证责任在企业一方，但民工也要提供一些基本证据，实际上民工维权的最大软肋是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撑，没有法律支撑，仲裁中民工会很被动。

　　一旦进入仲裁，企业肯定会积极应对，相反民工很少出钱请一位专业律师进行取证，这个“风险”对民工来说有法律和经济的双重考虑。

　　不过，吴律师告诉记者，民工通过仲裁讨工钱和打官司相比，还是很“划算”的。这点从北仑区社会和劳动保障局的一组数字来看，非常贴切。北仑区劳动争议仲裁近年来大幅上升，今年1—10月份，共处理劳动争议590起，比去年同期增加72%，其中立案处理550起，比去年同期增加84%，申诉经济标的达2537万元，实际解决1930万元，调解处理70件，有力维护了劳动双方的合法权益。

　　由于案件数量大幅上升，相关工作人员数量出现较大缺口。据了解，如果现在向北仑劳动争议仲裁院提请仲裁，结果要到明年3月才出来，漫长的等待使很多外来务工者生活捉襟见肘。在工伤医药费事后赔偿问题上，由工伤产生的劳资纠纷，如果治疗期内企业不支付医药费等费用，受伤职工必须先自负，等治疗结束进行伤残鉴定后才能申请劳动仲裁，这又加重了伤者的经济负担。

　　据了解，目前北仑区工会和法律援助中心可向部分劳动者提供法律援助，但真正得到援助的民工还是比较少的。今年北仑区劳动争议仲裁院受理的案件中，市总工会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为4起。记者从宁波市12348法律援助咨询热线了解到，一般民工要申请免费的法律援助，首先要出具生活收入贫困证明，然后向当地法律援助中心申报，具体情况民工朋友可以详细咨询。

　　采访行将结束时，吴律师强调：讨工钱光喊天经地义远远不够，什么时候民工能理解，有一天伤害事件发生后，一块厂牌和出入证能替他们维权时，那么他们会有足够的自信去面对资方，资方也不会幻想以不签劳动合同去规避风险。法律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人都要去寻找有利于自己利益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