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宁波网讯 宁波市区10家综合医院公开向社会承诺拒收“红包”，其中2家医院被宁波市卫生局认定为“无红包医院”。

　　无红包医院：“医患同盟”的新解读

　　小史觉得这家医院有点不同。办理入院手续当天，他首先要签的竟然是一份“医患合约”，短短22行文字，有7行是关于医院拒收“红包”的各项规定。

　　住院，对于小史来说早已不陌生，不过像这样要求病人不送“红包”的医患合约，却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记起医院大门还挂了一块“无红包医院”的铜制牌匾。

　　“喏，上面写着拒收红包的，不要砸了我的饭碗。”主治医生慎强半开玩笑地说。

　　“遵命！”

　　一位医生，一名病人，相视一笑。在“红包”问题上，医患双方结成了盟友。如今，在宁波一些医院，签订“医患合约”已经成为患者入院的第一道手续。宁波市区10家综合医院公开向社会承诺拒收“红包”，其中2家医院被宁波市卫生局认定为“无红包医院”。

　　明示拒收“红包”，到底会怎样影响医患关系？

　　一份特殊的医患合约

　　刚走进宁波传染病医院，赵老师就被大门口的一行红字吸引住了——“本院向社会承诺：在医务活动中拒收‘红包’，谁收‘红包’解雇谁”。

　　看到这直截了当的大白话，这位东北小伙子的感受是：“语气有点霸道，不过倒有几分我们东北人的爽快。”

　　“慎兄，我来看你了。”一见到医生慎强，赵老师就开起了玩笑。每到月末，赵老师都要来医院复查，他的病情一直由慎强负责。两年下来，两人已经开始称兄道弟了。

　　前年，住院部的二病区，赵老师在这里“呆”了5个月。入院时，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赵老师的爱人急得直哭，到处打听“找哪个医生疏通一下”，生怕因为没有遵守某些“潜规则”而耽误了治疗。打探的事情传到主治医生慎强这儿，他当即找来赵老师的爱人，讲明医院拒收“红包”并非流于形式，并仔细分析治疗方案，解开了她的心结。

　　赵老师回忆说：“如果当时不是那份医患合约，我们还不知道要为送红包的事焦虑多久呢。”

　　因为无“红包”的承诺，赵老师对医院产生了好感；因为和医生慎强签了医患合约，出院后他们成了好朋友。

　　然而，也许只有这里的医生才最能体会，取得病人的信任是多么来之不易。2001年4月19日，宁波当地媒体披露了该医院医生收受红包事件，引起一片哗然。

　　慎强进医院工作时，此事已经过去了4个月，但是这个年轻人还是感觉到了整个医院的消沉。最让他感到难受的是，一些病人似乎对医生失去了信任，有些病人看到他开的方子甚至会当面质问：开这些药你们有回扣拿吗？

　　慎强说，那时的感觉，就像自己做了小偷一样无地自容。

　　也许，正是因为当年的“伤之深”，才有了后来创建“无红包医院”的“情之切”。2002年，不收受“红包”被写进了宁波市传染病医院的职代会决议，与每个住院病人签订医患合同也成为了该院的一种制度。同时，医院向市卫生局申报创建“无红包医院”。经过相关部门一年多的监管和认证，2003年底，该院成为宁波第一家正式挂牌的“无红包医院”。

　　“从操作情况来看，从病人入手进行无红包宣传是比较有效的方法。”宁波市传染病医院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一年后，医院对病人的调查显示，75.5%的病人对医院治理“红包”情况表示满意。

　　办公室里被取下来的锦旗

　　在宁波保黎医院住院部肺三科，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除了不收红包之外，锦旗之类的感谢品也被列入了拒收的范围。

　　定下这个规矩的，是肺三科的主任朱育银，他对记者解释说：“得肺结核病的病人，往往家里都不富裕，送面锦旗的花销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负担。从性质上说和红包没什么不同，还是统一不收的好。”

　　在医生叶春娟的印象里，三年前的肺三科，办公室的三面墙挂满了锦旗，“映得每个人的脸都是红扑扑的。”那时，大家的感觉是，病人送来的锦旗是医生荣誉的最高象征，挂得越多说明医术越高，医德越好，整个科室都觉得很有面子。

　　不过，2004年，医院宣布为“无红包医院”后不久，朱育银医生悄悄把锦旗一面面摘下来，小心地锁进了柜子。看着空荡荡的三面白墙，医生和护士们一开始都特别失落，朱育银却对大家说：“荣誉不是靠锦旗挂出来的，而要看病人的口碑。大伙都愿意到我们这里来看病，才是对我们最好的肯定。”

　　在病房，卢锡耀躺在病床上，捂着胸口想把卡在喉咙里的那口痰咳出来。床头柜上只放了一个茶缸，显得有些空荡。作为低保户，卢锡耀每个月可以领到280元生活费，医药费还可以通过社保报销一半。不过，对他来说，每天60元的床位费还是有些吃紧。

　　来宁波前，卢锡耀的女儿听说，保黎医院是挂牌的“无红包医院”，马上赶了过来。“家里穷，光看病的钱都不够，更别说‘红包’了，不送又怕医生不尽心看病。在这里，大家都统一不送，我们也放心了。”

　　在病区，卢锡耀碰到了从周边的绍兴、舟山、台州等地赶过来看病的病人，还有省外来的农民工。很多人经济状况和他一样，甚至有的比他还差。朱育银说，病人在经济上的无力，往往会让他们对病情更加敏感，医患矛盾也容易变得紧张。

　　“除了不给病人增加经济负担，我们还需要从细微处体现关怀。”朱育银说。

　　病区曾经住过一位60多岁的退休老人，一开始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得了肺结核病，容易传染，别人都嫌他脏，他心理压力特别大，总是对护士发脾气。朱育银说，这时候就不能只靠“生物模式”治病了，还要用“心理疗法”。“我每次碰到他，都叫一声‘老汪’，拍拍他的肩、握握手，拉拉家长里短，没几天，老人就把我当成朋友了。”

　　解开“红包”背后的心结

　　在保黎医院的“红包”上交登记本上，记者发现朱育银一年就上交了4000多元“红包”，这些都是朱育银没有当面及时退回病人，后来通过其他方式退还的。

　　朱医生告诉记者，病人送“红包”，其实存在很多微妙的心理，因此，医生退“红包”也要讲究技巧，用合适的方法进行处理。

　　朱育银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慈溪的一个小伙子来找他治肺结核病，家里做木材生意的，收入不错。小伙子一住院就找了他四五次送钱，都被他谢绝了。做支气管镜检查的前一天，小伙又来了，打了招呼看样子肯定是不放心第二天的检查，就先让他把钱留下了。小伙子走的时候，表情放松了许多。

　　小伙子前脚刚回病房，朱育银后脚就出门把钱交到了住院部的缴费窗口，作为该患者的预缴费用。几天后，小伙子准备出院时突然问朱育银：朱医生，真奇怪了，住院部好像少收了我500块钱。

　　“我和他说，钱没少付，还要算上那个‘红包’呢！”小伙子这才知道，朱育银是为了让他放心养病，假装收下“红包”的，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不过，只有当医生真正转变角色，才能更真切地体会送红包时的复杂心情。采访中，一位医生向记者说起了自己给别人送“红包”的经历。

　　两年前，这位医生的父亲在某大医院住院开刀。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手术风险比较大，她动用各种关系找到了主任级医生亲自为父亲主刀手术。手术前一天，她还是不放心，到处打听“行情”，托熟人一一给主刀医生、麻醉师等人打了招呼才安了心。

　　父亲的手术做得非常成功，而她却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挣扎。“后来我自己反省，以前碰到有病人家属送‘红包’，自己还怪他们何必多此一举，责怪他们不相信医生。现在，自己经历过才知道病人那种无助的感觉，送‘红包’是因为病人找不到心理的慰藉。”

　　从那次以后，这位医生开始学会站在病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每天，她都要去病房转上两圈，和患者们聊聊病情以外的事，了解他们最担心什么、最需要什么。在她负责的科室病区里，她要求其他的医生、护士每天也必须到病房与病人像朋友一样沟通交流。

　　“前一阵子，一位50多岁的刘大妈来住院，得的是慢性肝炎，我看她心理压力很大。住院的25天里，我就天天拉着她聊家常，说家里的儿女多孝顺，说治疗情况很正常。出院前，刘大妈悄悄地拉着我的手说：医生啊，我终于可以不用靠安眠药睡觉了。”

　　比“红包”更珍贵的东西

　　在宁波市传染病医院，每个季度陈佩都要做一项非常繁杂的工作：在出院病人中抽取一定比例进行问卷回访，调查医生是否存在收受红包情况。

　　一般，陈佩会选择那些有详细住址的病人做回访。为了保护病人隐私，医院用的是白信封，每一封寄出的信封里，陈佩还会细心地放进一张邮票，“这样回信的时候就不用再花钱了。”

　　问卷回访做了4年多，在“是否曾送红包”一栏里打钩的陈佩发现过一封。“当时大家都吓了一跳，马上找来病人的主治医生了解情况，医生坚决表示没有收过红包。后来我们赶到慈溪，在村里找到了这位84岁的大爷，大爷说自己不认识字，问卷是让村里便利店的老板娘填的，乱打了几个钩就寄回来了，没想到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

　　不过，在一些医生眼里，他们收下的，是比“红包”更为珍贵的东西。

　　朱育银“收下”的是一个公交车位。操办婚事那会儿，朱育银去市区搬一个樟木箱子，返回慈城镇时，公交车上已经没位子了，他正着急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怎么熬呢，箱子就被一名男子接过去了。原来是自己以前看过的一个病人，得了痢疾住院一个多月，朱医生拿着粪便一次次帮他去化验。“结果是樟木箱子‘坐’了这个位置，我们俩一路站着聊天回了慈城。”

　　而妇产科医生吴巍飞收下的，则是充满吉祥之意的红鸡蛋。两个月前，慈城一位29岁的张女士来医院剖腹生产，塞给她200元钱，吴医生明白患者的心思，悄悄地将钱打到她的住院账户上。出院时，患者才发现多了一笔钱。孩子满月后，张女士坚持要请吴巍飞吃酒席，吴医生又借口推掉了。张女士心里过意不去，专程带了几只红鸡蛋赶到医院，这一次，吴医生爽快地收下了，“红蛋我收，算是给孩子讨个吉利。”

　　讨到吉利的不仅是孩子，还有吴巍飞的心。他告诉记者，红鸡蛋虽“小”，却有大温情在里面，“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肯定我的工作，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距离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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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收红包，让我们解脱很多”

　　江苏省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下称“三院”)在大门口挂了10年“无红包医院”的牌子。作为全国首家由政府命名的“无红包医院”，三院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尽管遇到了外界普遍的怀疑，但这里的医生依然在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记者采访了三院多位医生，他们或是三院的老人，或是外来的医疗骨干，从前也收过红包，但对于三院的“无红包”制度，他们都表示赞成。

　　他们的一致看法是，不收红包，让他们精神上解脱很多。传染科主任朱永根说，拿了患者的红包，做完手术后老是心神不宁，万一出现医疗纠纷就很被动。而不拿红包的医生腰杆挺得直，即使有了医疗纠纷，也可以限定在技术或意外的范围之内。

　　然而，经济收入毕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和记者对话时，三院的医生也表明了自己的矛盾心情。神经外科主任李东旭说：“做一样的手术，其他医院的医生有红包，我们没有，心里确实不平衡。现在其他医院很多同行买了车，住上了别墅，我们三院绝大部分医生还是骑自行车上班。”

　　“按规定，我们医生做一台手术，除了工资奖金外，一个小时只能拿7角钱的补助。”他说，“前两天我做了个颅脑外伤手术，从上午开始做，完事都将近下午3点了，又渴又饿。我出去找个小饭馆，要了俩菜，花了35元钱，一边吃一边想，做一个手术的正常收入甚至不能供我吃一顿便餐。”

　　认为自己的所得和付出不匹配，是当前很多医生收红包的心理前提。陆辉辉说：“大部分医生并不是为了红包才给病人开刀的。不管有没有红包，治疗方案都不能随便改动。如果哪个医生有红包就好好开刀，没有红包就胡乱开刀，其他医生也瞧不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