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过热的股市降温？

　　南都周刊：那政府该怎样出台相关措施，为过热的股市降温，而又不至于造成市场吃不消的局面？必要时，可以采用传统的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吗？

　　华生：政府不是之前已经远离了市场，其实，它一直在里面。比如企业能否上市、上大企业还是小企业，红筹股回归不回归，都是由政府来决定的。现在的市场情况是供需不平衡，需求比较大，每天都有几十万人入市，而供给不足。钱多东西少，过多的钱追求过少的股票，股价当然就上升了。政府无非要做的是增加供给并适当疏导需求。

　　今天中国股市的亢奋乃至狂热，并不是像看上去那样，是投资者的盲从和自发的市场行为，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往政策效果累积的结果。例如，从宏观视角看，利息率偏低，定期储蓄存款扣除物价上涨之后的真实利息为负，储蓄大量向股市移动，既是储户保护自身利益，寻求更高收益率的合理反应，也是股市不断攀高的主要原因之一。适时适度提高利息，既可以给经济降温，保障储户的合法利益，也可以压缩银行的存贷差空间，减少国内银行长期享受的垄断利差空间(现在外资在华银行也可以分享了)，抑制其风险放贷冲动，逼迫其改善和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

　　再如，那么多人去买股票，是因为国内投资渠道不多，投资品种太少的缘故。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交易量最大的往往不是股票，而是债券，特别是既能提供相当有保证的固定收益，又有可观风险收益的公司债券。我们过去的少量企业债，行政审批手续繁琐，控制极严，成了少数大国企的专利。原定今年要大力发展的公司债券，如果能克服部门扯皮和议而不决，加紧推出，既发展了直接融资，增加了企业融资渠道，分散了银行风险，又能大大分流股市资金，为散户和机构投资人提供有吸引力、风险又小的投资品种。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希望政府不要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来调控市场。用行政手段特别是高压手段，效果往往都不太好，或者会适得其反，挫伤市场。要用经济的手段，越早越好、越和风细雨越好。可以考虑多用一些小政策，形成累积效应，政策出台到起作用要有一个过程的，光喊话、光提示、光警告是不起太大作用的。

　　南都周刊：有一种建议认为，可以考虑征收资本利得税来抑制股民的入市狂热，压制需求，你怎么看待这种建议？

　　华生：我不赞成，资本利得税的征收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是一个大的政策变化。现在的股市过热只是短期的事件。股市过热就征收资本利得税，那过段时间，股市要是降温了，是不是该取消呢？如果取消了，会不会显得我们这个制度变来变去，很不严肃，会不会对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产生不好的影响？资本利得税可以商量，可以研究、需要仔细斟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做一锤子买卖。

　　附录

　　1989年，深股开市，中国在1949年之后终于有了第一代股民。

　　1991年，沪市老八股登场。

　　1992年5月21日，沪指从616点蹿至1265点，随后几天又登顶1420点。监管层赶忙悬崖勒马，并加快新股上市速度。到了11月，沪市创出393点新低。

　　1994年7月30日，“停发新股、允许券商融资、成立中外合资基金”三大利好救市政策同时出台，沪指从333.92点一路涨至1052.94点。

　　1995年，指数又在政策指挥下玩了一把过山车：先是5月18日证监会下发紧急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沪指当天涨幅40%多；但仅过两天，国务院证券委宣布当年新股发行规模将在二季度下达，沪指瞬间跌去16.39%。

　　1999年5月19日，沪市上涨51点，深市上涨129点。空前的大牛市在9月9日最终奠定。当天，三类企业获准入市，沪指大涨103.52点。

　　2001年6月14日，国有股减持办法出台，股市随后一路暴跌至1514点。

　　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发布通知宣布启动股改试点。10天后，4家上市公司被迅速圈定进入股改首批试点程序。

　　2005年12月6日，上证指数开始了长达一年的逼空行情，2006年12月14日以16年新高2249点收盘。

　　2007年2月，节后行情并未因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而下挫，盘中多个板块全线扬升，个股行情更是演绎疯狂，沪指昂首站上了3000点，并刷新了历史新高。

　　2007年5月9日，中国股市演绎诡谲行情，历经午间黑色25分钟的惊险一跳之后，上证综指收盘顽强站稳4000点整数关口，收于4013.09点，全天上涨63.07点。

　　2007年5月15日，沪深股市由于交通银行的上市，沪指直接高开，但之后走弱，银行股成为盘中跳水的最大动力。午后大盘又出现一波快速跳水，截至收盘，上证综指跌破3900点关口。

　　《南都周刊》记者陈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