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找不到老婆，女人越来越不安全；婚龄差距越来越大，而离婚率越来越高……现在中国人口政策要思考的问题是，人口自身的安全相对于经济的发展速度来说要重要得多。
1月6日，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介绍2005年中国人口工作重点
时透露，政府有意通过修改刑法来遏制人为因素造成的中国新生儿“男多女少”，出生性别比持续失衡问题。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已被列为新一年中国政府在人口发展方面的大事之一，备受关注的男女性别比失调问题的解决开始走上快车道。
事实上，台湾地区在1949年之后也曾经历严重的性别比失调状况，但经过40年的调整之后，情况已经大为改观。那么，台湾地区的经验对大陆有何借鉴意义？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长期进行台湾人口问题研究的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郑启五。
过去40年台湾的经验
《新周刊》:台湾也曾出现过严重的性别比失调现象，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郑启五:台湾1949年只有600万左右的人口，蒋介石带了大约100万人过去，这其中95%是男性。正是这些人口使得台湾发生了世界罕见的性别比失调。台湾当局解决这种状况的办法有几个，一是鼓励老兵不要结婚，积极准备“反攻大陆”。另外就是积极进口东南亚新娘。还有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些老年的老兵来大陆娶亲。实际上最后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么可怕，不是这100万人都找不到老婆，最后大约只有5%找不到老婆。台湾用了40年的时间，经过自然的调解，婚姻挤压和性别比失调的状况基本上得到了消除。
但这种情况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深远和残酷的，给那些终身未婚的老兵以及婚姻质量很差的老兵造成了极大的痛苦。现在只是在80岁以上的老人里有失调的现象，因为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一般老龄妇女会比老龄男性多，但台湾的情况恰恰相反，这就是最初性别比失调的后遗症。
《新周刊》:这究竟给台湾造成了哪些影响？
郑启五:人口学上，婚姻挤压现象会造成几个结果。第一是夫妻婚龄差距会拉大，台湾比世界各地的状况都厉害。另一个会造成婚姻的不稳定，台湾的离婚率是亚洲各地区最高的。还会造成卖淫嫖娼的社会化。我们跟台湾人讲起，他们不觉得，但我们作旁观者清的研究，还是发现很多触目惊心的事实。
《新周刊》:台湾性别比失调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两岸的通婚状况？
郑启五:1989年之前没有影响，因为两岸没有来往。1989年有台湾旅游团来到厦门，一个台湾女游客和厦门一个导游结婚，这是两岸隔绝40年之后第一对夫妻。在这之后，两岸通婚就是呈几何级数地增长，到现在每4.5对台湾婚姻，就有1对的配偶在大陆。
在两岸交流的初期有老兵人口到大陆找老婆的现象，那时年龄最小的未婚老兵还有60岁的，过了几年这种现象就消失了。那时候有些报纸总是报道台湾老兵到大陆找老婆，是有婚姻挤压的因素，但这种现象一开始就不是主流，大概占30% ，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大陆的借鉴意义
《新周刊》:大陆和台湾有什么相似性？
郑启五:中国人求得男孩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不在于经济是否发达。
《新周刊》:台湾经验对大陆有什么借鉴意义？
郑启五:非常有借鉴意义。台湾人口政策非常详细，会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从最初控制生育的“一个不嫌少，两个刚刚好”到只提“两个刚刚好”，再到现在鼓励生育。每次台湾新的人口政策出来以后，它有详细的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大陆在这方面有所欠缺。
实际上我国性别比的失调应该追溯到1990年的人口普查，那时就已经发现这种状况，但当时有些人口学家做出报告说主要原因是瞒报女婴形成的，选择性流产是第二位的，人们由此松了一口气。即便这样，政府还是下发了打击B超选择性流产的相关文件，关键是这个文件没有实施细则，不具有约束力。所以我们痛失了1990年到2000年这10年很好打击B超选择性流产的机会。
你看得出来，第一胎的性别比是107，第二胎第三胎就是130、150，这证明胎次越靠后，渴求男孩的想法越强烈。而且随着农民进城，B超知识的普及，他们会发现选择B超检测生育男孩成本最低代价最小，比瞒报女婴的代价要小得多。1998年我作为福建人口专家巡视组成员到闽西南的几个县去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新周刊》:计划生育对性别比有没有影响？
郑启五:最近有些政府官员仍在讲计划生育和性别比失调没有关系。实际上不能说没有关，也不能说完全有关，计划生育是造成性别比失调的原因之一。这是不能否定的。另外，长期一胎化会导致人口急剧老化，导致人口出现“倒金字塔”的状况。
现在中国人口政策要思考的问题是，人口的发展不能仅仅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而要考虑人口自身的安全。人口自身的安全相对于经济的发展速度来说要重要得多。
性别比失调，倒金字塔等现象出现以后我们的人口状况会非常混乱。比如现在台湾鼓励生育非常困难，因为一旦不想生，你花多少钱让她生都没有用，人口发展是有惯性的。现在台湾进入一胎化或者少子不婚的状况之后，人口出生率在急剧下降，去年他们的出生人口只有8万多人，从20万到8万，才几年的事情，再怎么鼓励都上不去。
婚姻挤压的后果
《新周刊》:谁是婚姻挤压最终的承受者？
郑启五:就是无穷无尽的后代，婚姻挤压的情况一出现，30岁的男人找不到老婆就找18岁的女性，40岁的人找不到老婆也找18岁的，这就造成20岁到25岁这一批男性婚姻状况的紧张，这种情况会不断地延续下去，它是波浪型的，一直会延续下去。虽然台湾现在性别比已经平衡了，但是婚姻挤压的状况余波未平，还在不断造成类似的情况。
《新周刊》:贫困人口是否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郑启五:这种情况肯定是会存在的。在婚姻市场中处于劣势的人群，随着婚姻挤压的出现，他会更加劣势。这不单单是婚姻挤压引起的，现在贫富不均的现状实际上已经使得像西北一些地区贫困男性的婚姻状况恶化，而婚姻挤压会更加恶化他们这种状况。
《新周刊》:男多女少意味着女性地位提高？
郑启五:一方面，婚姻挤压会导致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价格更高，但同时对女性的生存状态是很大的威胁，对她们的安全状况，对整个社会的婚姻秩序是很大的威胁。在这种混乱的婚姻秩序下面，尽管价格很高，但女性始终是处于很不安全的位置。整个社会会有大量的性饥渴的成年男人，他们得不到起码的婚姻需求，会变得更有暴力倾向、犯罪倾向，会催生更多的妇女拐卖。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改善妇女地位是非常可悲的，实际上这远远不能抵消对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
《新周刊》:什么时候中国会大面积出现婚姻挤压的状况？
郑启五:中国很大，这4000万光棍稀释到各个地区呈现出的状况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婚姻挤压不是说会爆发性地突然出现，它会悄悄地、逐步地出现。实际上现在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它不是像海啸那样，而是像水煮青蛙那样出现的。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打击B超选择性生育？
郑启五:我们现在的人口状况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没有鼓励生育的本钱，一方面老龄化又非常严重，再有就是性别比失调。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打击B超选择性生育，一定要做到非常详细的、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并且一定要有严厉的打击手段。从过去的调查来看，虽然有配套措施，但是一年找不到一个，而这种现象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所以一定要有严厉的打击手段。文/陆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