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宁县林权交易中心拍卖现场。农民拥有山林的处置权和收益权苏永通／图

　　中国将全面推开“第三次土改”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苏永通发自福建、江西配套改革是林改的一个“拐点”，跟不上的话，林改将会失败。“老百姓没有资金，信息闭塞，不进行政策引导的话，农民很可能再次失地。”

　　25亿亩集体山林有望回到农民手中；总理温家宝说，30年、50年、70年就是永久不变，就是长期不变

　　此前一直被认为是“破冰”的林权改革(被称作“第三次土改”)有望在全国全面推开。

　　所谓“第三次土改”是相对于建国初的土改和后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言的。这意味着全国25亿亩集体山林将回到农民手中。

　　2006年1月和2007年4月，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分别前往福建和江西，对两省集体林权制度予以充分肯定。

　　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了福建省永安市洪田村和江西省武宁县长水村，这两个林改典型村，一个自下而上效仿“小岗村”，一个是自上而下改革的受益者。

　　浙江、辽宁、湖北、安徽等省的林改工作也已启动。今年5月，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带领中农办、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前往福建和江西两省实地调研，他提交的报告称，“我们认为，在全国全面推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林农为何将树砍光

　　林改前，洪田村仅一次分红，每人21元

　　三年时间里，近1 ／ 3的村民上山盗木，村里的林木总蓄积量少了两万立方米。从公路沿线到深山，一座座山头被砍光。

　　这是1996年-1998年发生在福建永安市洪田村的真实故事。

　　“一上山，人溜了，只剩下木头。”赖兰亭说。这个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老村主任经常在晚饭后巡逻，天亮才下山。盗木者使用当时极先进的BP机，看见有人来巡逻，就呼“444”，人一走呼“666”。有的村民甚至招募民工，发展成专业队偷伐。

　　环顾四周青山，洪田村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山和林子在哪。村里800多口人，18908亩林地，除少量属于自留山和经济林外，完全由村集体统一经营。

　　1984年起福建省三明市推行林业股份合作制改革，“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折股联营，经营承包”。结果，村里的山林通过不规范的“承包”，集中到少数人手里。

　　对当时的洪田村村民而言，山林的概念仅意味着三张“林业股票”，翻开账本，作为股东的村民仅有一次分红，1987年3月，每股7元，每人分红利21元。

　　与这里不同，1981年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江西武宁县长水村人，每户分到了自己的林地，他们能指出哪座山头是自己的。

　　这个人口只有1920人的村庄，拥有12.4万亩山。

　　不过，长水村的责任山到户也未能演化成“林农育林”的积极性，森林被大量砍伐。“他们担心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江西省林业厅政策法规处处长严成说。

　　村民对山林没有充分的处置权。砍多少，卖给谁，卖多少钱，他们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使得村民并没有把山林当作自己的财产。

　　“那个时候，你砍你们的，我砍我们的。”

　　村民卢辉为了砍树，雇了7个工人，还专门请一个保姆在家做饭。现任村支书余锦冰也承认，1987年，他家砍了七八十立方林木。

　　一时繁华后，村庄又陷入困顿，“远看青山在，近看无木材。”江西省对分山到户紧急刹车，将部分山林收归乡村集体统一经营，大办乡村农场。改革走了回头路。

　　此后，在长水村，尽管在“大一统”政令下，有的村民小组“明统暗分”，但人们没有卖木头的积极性。一根杉木到农民手中是180元，从1980年代卖到林改前，这个价格几乎没变。扣除各种投入，林农所剩无几。

　　乡镇政府也搭起了“顺风车”。罗坪镇镇长柯文说，以前镇里每年从中筹措30万元，以解决经费不足问题。

　　江西省林业厅政策法规处处长严成统计，各种名目的林业税费起码有27种，农民卖100块钱木头，56元要上交。

　　1987年，村民卢辉开始远赴深圳。在长水村，有50%的劳力选择外出打工，不再种树养树。

　　这次“变法”像小岗

　　“分山”是一个敏感词语

　　1998年5月的一天，福建省永安市洪田村，村委会主任赖兰亭到村支书邓文山家，两人商量后下了决心：“分了吧。”

　　从1998年5月17日到9月30日，4个多月里，福建的洪田村开了二十多次会议。

　　村委会主任赖兰亭仍记得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最后两天，他们把村民代表和小组长请到镇里的会议室，开了整整两天会。

　　问题并不难解，老百姓对山林只有管护的义务，几乎没有收益权，而“如果是自己的，谁敢去偷？”

　　头顶上老旧的吊扇支嘎作响，富健牌的香烟一根接一根，屋子里烟味汗味弥漫。最后村支书邓文山狠狠掐掉烟头，叫人把会议记录本撕成纸条：“同意分山的写‘同’，不同意的写‘不’！”

　　八成村民写了“同”，签下自己名字。洪田村成为全国第一个真正把山分到户的村庄。

　　这一幕如同当年的小岗村，不同的是，旁听的还有镇政府和林业站的干部，面对难以制止的乱砍滥伐困境，他们默认并帮助洪田村改革，永安市林业局还将其纳入试点。

　　1998年10月，洪田村正式启动了分山工作。老党员，老林农，村干部，村民代表，以及大量村民，浩浩荡荡上山，成为当时村里一大景观。村民小组长许忠富说，多亏林业部门的技术人员，否则村民还真不知怎么给山林估价。

　　不仅是农民，政府也有改革冲动。永安是三明所辖的地级市，两级政府一直试图完善林业合作社制度，但对产权到户一直态度谨慎。

　　“田里的稻谷就没人偷割，因为大家知道那是谁家的。”63岁的永安市林业局退休干部钟开宏回忆说，支持分山的唯一要求：“只要不乱就行了。”

　　钟开宏帮村民设计了一份规范的合同。合同规定，村民对承包的山林享有承包经营权、生产自主权和经济收益权，而且可以将山地使用权和林木经营权依法转包、转让、入股、互换。

　　“林业合作社”的印章最后一次盖在合同书上。这个组织在改革后自动消失，最后仍无法完全抹去。“分山是一个敏感词语。”三明市林业局局长王怀毅说。

　　改革革了谁的命

　　谁能保证不出乱子，搞不好要掉脑袋的

　　三明的改革只是局部，大范围推开则是在四年之后。

　　2002年5月，黄建兴上任福建省林业厅厅长，3个月后，在福建武平，他把集体林给分了，在全国林业系统，他是第一个力主这么做的厅领导。

　　改革之初，省里意见不一，1980年代的分山到户，曾造成南方林区乱砍滥伐。“谁能保证不出乱子，搞不好要掉脑袋的。”2000年，福建日报的一位记者写内参建议分山到户而受到批评。

　　2002年，闽江水口库区七万多村民“闹事”，惊动中南海，作为工作组成员的黄建兴发现，二十多个村庄中，唯独一个村平静如水。他很纳闷。村长告诉他，原来他们1999年就把林子分了。“每年收入五六千，哪有时间闹！”

　　武警按住不动，黄建兴和他的工作组以“土改时的作风”做通了村民工作。几个月后，他调任林业厅厅长。

　　武平试点的成功说服了当时的省长卢展工。2003年4月，福建成为第一个全面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省份。2003年9月，中央出台9号文件，改革有了政策保证。

　　福建林改的思路已非常明确——与以往的山林承包经营不同，改革直接触及林业产权及其衍生权利，即山林的所有权、经营的自主权、林木和林地的处置权(包括采伐流转)。

　　2003年，在洪田村，白纸黑字的合同书换成了绿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村民的“变法”得到国家的确认和保护。

　　2004年4月，在江西，担任林业厅厅长的第二天，刘礼祖就赶到国家林业局，征求上级对江西林业的意见。一个司长跟他讲了两个案例，江西农民徐京发，造林3万多亩却无钱治病，郁郁而终；另一个就是福建林改。

　　刘礼祖回到江西后，组织厅里干部及各地林业局长，到闽北考察。回到江西后，他找到省委书记孟建柱：“我有重要的事汇报，你提到的‘绿色银行’可以办了。”2001年，孟建柱到江西后，认为江西最大优势在生态环境，提出要办“绿色银行”。

　　孟建柱问：什么办法？刘礼祖说：改革。孟建柱觉得有道理，“可以跟福建学。”

　　林改涉及上千万农民，上亿亩山林，以及林业系统的吃饭问题，刘礼祖坦言如坐“火山口”，“林改不成功，就是一场灾难。”刘礼祖认为，林改的关键在于干部，所以要“抓领导”。

　　在宣传发动阶段，乡村干部几乎一致反对。“可以说，90%的干部不愿意分，90%的老百姓欢迎分。”江西省林业厅政策法规处处长严成说。

　　林业厅的55个督导组和3个暗访组不定时地在全省各个角落出没，督办单抄报给市委书记；有的还会抄报给省委书记。严成介绍说，抚州有几个县还发红头文件，没按时完成任务的，乡镇党政一把手“不提拔，不进城，不交流，不重用”。

　　一开始，武宁县林业局局长张卫红反对林改，“这简直是革林业部门的命。”

　　林改前，武宁县林业部门靠收费和独家经营权从农民手中赚了1640万元，林业部门2000多工人，包括张卫红本人在内的352个行政事业人员完全由这些收入来供养。“一直是自收自支，没有纳入政府财政。”在江西省，这样的比例曾高达80%。

　　这个财力困难的中部省份，艰难地进行了一场“自费”改革，省财政已经为改革转移支付了10.3亿元，其中每年每个村补贴1万元，每个乡补贴10万元，但基层觉得杯水车薪。

　　比如，自2004年起，林改花了长水村六七万元，村里负债14万多元，林改中村民的工资还拖欠着。武宁县财政为林改埋单高达6758万元，而2004年，该县财政收入只有1.6亿元，仍属于“吃饭财政”。

　　“认识到位了，没钱也会变有钱，认识不到位，再有钱也会说没钱，”孟建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少盖几座大楼，天塌不下来。宁可我们的日子紧点，也要解决老百姓的事。”

　　配套改革，是深化林改的保障

　　配套改革是林改的一个“拐点”，跟不上的话，林改将会失败

　　“林权证是不是跟房产证一样，能不能贷款？”2003年的一天，洪田村的党支部书记邓文山指着绿皮林权证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问洪田镇党委书记陈兴族。

　　在洪田村，邓文山第一个从银行拿到钱。他以15.8万元竞得某村的一块村属杉木林，又用这块林地抵押，贷款20万元，种上了360亩桉树。

　　6月26日，江西武宁县林业产权交易中心竞拍现场，新宁镇烟溪村55岁的成家旺卖出自己的56亩山地，最后成交价43000元。成家旺的儿子儿媳妇在工厂工作，自己又多病，无法管护300多亩山地。

　　起拍价22400元，这是成家旺的心理价位，他原本就想以这个价格直接卖给私人老板，镇干部劝他来拍卖。这一下，他“赚”了两万多。但中标的老板余和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5万元他也能接受。

　　作为福建省的试点，永安市2004年开始进行配套改革。这一年，永安林业要素市场成立。1650平米的市场内，设有林权登记管理中心、森林资源评估中心、木竹交易中心、林业法律与科技服务中心和林业劳动力培训中心。1／3的林业局干部分流到这里办公。

　　2006年，福建省率先推开配套改革，其主要思路是：稳定一大政策(长期稳定林地承包政策)、突出三项改革(林业投融资、商品林采伐管理和林业经营方式改革)，以及完善六个体系(林业保护、服务、科技支撑、管理、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体系)。

　　福建对土地流转采取限期(1个轮伐期流转)、限量(部分林权流转)、现货(现有近成熟林流转)等办法，防止投机炒作。

　　在黄建兴看来，配套改革是林改的一个“拐点”，跟不上的话，林改将会失败。“老百姓没有资金，信息闭塞，不进行政策引导的话，农民很可能再次失地。”

　　黄建兴说，检验林改成败有两大标准：一看老百姓满意不满意，是否自愿，是否受益；二看资源增了还是减了，生态是否保护完好。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林改政策将遭遇巨大考验。

　　1980年代林业“三定”以来，国家政策多次调整就是个教训。由于产权不明确，带来滥砍滥伐，“三定”没定完，就在1987年宣布紧急刹车；木材市场打开，又紧急收回统购统销。

　　57岁的武宁县新宁镇石坪村村民赖怀金依然担心政策反弹：“是不是真正的50年不变。50年不变，关系到儿子和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