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毅飞

　　十七大结束了，人们还回味着一个让许多人感动的细节。10月16日，一位12岁的小记者，向教育部部长周济提问：“我们的小书包为何还那么重？”周济回答：“十七大报告提到了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着眼于国家发展方向和民族发展未来的十七大报告，居然关联着小学生的书包。有人说，这个细节生动地诠释了十七大报告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其实，我更想说，它更直接的意义，还在于能否真让小学生的书包从此不再那么重了。

　　如果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很重，结果，我们的国民素质很高，人生普遍很快乐，心理普遍很健康，拿到的诺贝尔奖很多，国家的创新能力很强，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与心都很和谐……那就不应该是个问题，课业负担就应该很重，小学生的书包就应该很重。现在的问题是，课业负担很重，小学生的书包很重，但国民的素质不高，人生没有普遍地感到快乐，心理不是普遍地健康，诺贝尔奖项迄今还没拿到过一个，国家要提高创新能力的难度很大，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与心不和谐的问题相当突出……当然，若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教育，都归咎于课业负担过重，肯定不符合实际；但说这一切都与教育无关，都与课业负担过重无关，恐怕也有违事实。

　　目前的高考制度，尤其是社会对学校的业绩认定，在一定意义上，仍让中小学无法不以课业为中心。而课业至上，就算提高了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却未必就能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过重的课业负担只能导致心理压力过大，而过大的心理压力则必然损害人的心理健康；诺贝尔奖花落谁家带有偶然性，但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近60年拿不到一个诺贝尔奖，这偶然之中不能说不隐含一点必然，因为诺贝尔奖所看重的原创，恐怕永远不会诞生于以机械重复为特征的题海；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与心所需要的和谐，更不是禁锢于教室、浮沉于题海、痴情于高分所能打造出来的。

　　这样的道理，其实谁都懂，早就懂。“全面发展”确定了目标，“素质教育”明确了方向，但目标归目标，方向归方向，只要这目标与方向不能撼动课业的根基，也就是说，只要“全面发展”与“素质教育”不能反映在考分上，而学生的命运与学校的声誉则取决于考分，那么，无论什么样的目标与方向，都只能是纸上的宣言和墙上的标语，而无论沉重到什么程度的课业负担，都有可能无人想动、无人愿动、无人敢动，甚至于纵然有人动了，最后也只能乖乖地改回来了——这是有无数教训证明过了的。

　　课业负担事关着国民素质，事关着国家创新，因而也就事关着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要让小学生的书包真的不再那么沉重，只能照十七大报告说的做，“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否则，“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还会是一句空话。面对沉重的学生书包，怎么说的问题，早就解决了，现在要看的，就是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