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49年初陈布衣 （前排右一）和浙东纵队三五支队的负责人在一起。

　　

　　遥望苍茫的四明山群山山影，想起我们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四明山人民忠诚的儿子陈布衣，不禁怅然若失。

　　陈布衣是农民的儿子。在嵊县领导“六·三”大请愿后，调到四明山

　　他原名裘祖恩，陈布衣则是他调到四明山后改的名字，一介布衣，多么普通又平凡的名字，可是在解放前宁波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报纸上，他却被写成红眼绿头发的“股匪头子”。其实，他文质彬彬，慈祥和蔼，很像一个教授。他是嵊县崇仁镇一家贫苦农民的独生儿子，父母亲很宠爱他，让他受了教育。他16岁读完高小，还学习了一年古文，然后到长乐镇一家钱庄当学徒。他很爱学习，钱庄里订有报纸，晚上总要秉烛夜读。1937年前后，全国抗日救亡呼声很高，十八岁的他每天摘出报上要闻，用毛笔抄在白纸上，贴在街道招贴栏里。这件事引起了地下共产党员的注意，1938年5月，宁绍特委组织部部长邢子陶秘密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

　　1940年，当时浙东还未沦陷，可是田地歉收，米价飞涨，民不聊生，宁绍特委书记杨思一组织农民在6月3日向国民党嵊县县政府请愿，要求压低米价。时任区委书记，嵊县县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的陈布衣是“六·三”请愿的指挥员。那一天，四面八乡的几千农民集中到县城体育场，几千个拳头、几千根扁担，组织起来的农民，显示了惊天动地的力量，县里调来了两个排的武装，几十个士兵如掉进了汪洋大海之中。几个老年农民分散挨近荷枪实弹的士兵做工作，陈布衣也挨近去听那些士兵表态。那些士兵大多是嵊县本地人，他们说：“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开枪的，我们家里都有父母妻子，米价高了，他们也会饿着。”下午两点钟左右，国民党嵊县县长带了三四个人匆匆而来，他爬上用泥土堆成的检阅台，唱起了高调：“米价问题政府会处理，你们应该回乡安心生产。”突然“要求压低米价”、“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的口号声惊雷般响起，几千个拳头伸向天空，继而如潮般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不要讲空话”，“今天要明白答复！”“政府不解决米价，誓死不回家”。县长只得含糊地说，派代表谈判解决，跳下台来打道回府。

　　“六·三”事件后，宁绍特委及时布置转移。将余姚的俞震调到嵊县来，将陈布衣秘密调到余姚四明山去，他原来的名字裘祖恩从此就不用了。

　　任姚虞县委书记，他成为四明山人民忠诚的儿子

　　1941年12月，陈布衣调到逍林区当特派员，1942年3月到陆埠十五岙以教书为掩护任山南联络员，不久任姚虞县委书记（包括虞东、梁弄、大岚山、陆埠一带）。从此，他与四明山人民结下了亲密的友谊。1942年7月、8月，华中局和新四军部派谭启龙和何克希等一批干部到了三北，和前一年到达三北的浦东部队、宁绍地方党组织统一整合，在慈北白洋湖畔宓家埭、金仙寺成立了区党委、三北游击队司令部，确定了“坚持三北，开辟四明”的方针。1942年10月，谭、何等率主力渡姚江进入姚南石门，第一次接见地方干部是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陈布衣，谭政委布置他在姚南（梁弄、大岚山）、慈南（当时陆埠属慈溪）和虞东发展党组织，组建一个南山县，成为四明山一个中心根据地。另一个是朱之光，负责建立政权，特别是通过朱的父亲朱祥甫先生做统战工作。

　　1943年三四月份，谭启龙又一次接见陈布衣，并任他为姚南秘线特派员。谭启龙给陈布衣分析了四明山的形势，认为敌伪顽三方必然会勾结，对我进攻，所以要在四明山扎下根，建立第三线，把一部分党员彻底群众化。陈布衣等同志隐蔽在大岚山以贩笋商人为职业，立足点在南岚乡的大陈村姚亨尧家里。姚亨尧是党员，他的老父母称陈布衣为“陈先生”，把陈当成自己的亲人，陈布衣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爹娘。后来，姚亨尧参军不久牺牲了，陈布衣一直把消息隐瞒着，姚亨尧老爹1944年病重，当时派人去找陈布衣时，老人已闭上了眼睛。看到陈布衣，大妈一边大哭，一边大声呼喊：“阿尧爹，陈先生来了，你醒醒。”亨尧的爹真的还能睁开眼睛，看着陈布衣说：“陈先生，我要去了，家里你照顾……”说着流下了泪再闭上眼睛离开人世，周围的老百姓看了，都称奇事。

　　在四明地委领导下，陈布衣发动群众，使南山县成为四明山一块中心根据地

　　陈布衣在四明山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四明山的老百姓有的虽然尊称他为 “陈先生”、“陈部长”，但是都把他当成自己亲密的朋友。他在地委的领导下，和县委一班人把南山地区建成了整个四明山区一块红色的县级根据地。

　　1943年8月23日，陈布衣、朱之光发动姚南左溪、梁弄、让贤等三千群众，到余姚城南的南庙、黎洲两乡，将被日伪军抢去的十余万斤粮食一夜之间夺回山区；日伪军百余人又来抢夺，被自卫队痛击后逃回余姚城内。陈布衣等领导根据地人民实行二五减租，使农民增加了收入。在陆埠成立了第一个供销合作社，使山区茶叶、竹器等能运输出去。他们还组织大生产，开展“二分红”运动，发动群众每人开二分地种红毛芋艿（山民对马铃薯的称谓）。

　　陈布衣在1942年任山南联络员时，在鲁家岙、茭湖、冠佩、万太坞等村已培养发展了一批党员积极分子。民运工作队队员逐村发动群众入党，并对陈布衣提供的名单上的积极分子加以考察培养，举办短训班，到1945年2月，南山县已有梁弄、大岚、沿江、陆埠四个区委，全县共建立91个支部，有一千多名党员。此外，县里还发展了民兵自卫队组织，并抽调百余民兵组成县主力中队。不久，县主力中队支援地区武装，先后4次组建，4次支援四明自卫中队主力，正式编入新四军浙东纵队，前后共计300多人。

　　南山县的陆埠一带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5月成为区党委和三北游击队司令部及后方机关的驻地，1944年夏至1945年8月区党委和新四军浙东纵队及后方机关驻地移到梁弄，都是在南山县里。

　　新四军北撤，谭政委亲自布置陈布衣留下坚持，深入人烟稀少的屏风山，保存有生力量

　　1945年9月下旬，抗战胜利，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为了大局，布置浙东新四军北撤。谭启龙把陈布衣叫到上虞丰惠区党委，和他谈了40分钟，从国内形势谈到北撤和坚持以及坚持的方针。谭启龙说：“为了大局，部队和党政干部要北撤，但是党的旗帜还是要高举的，要保存有生力量，等待时机。”谭启龙还说：“我们走了之后，敌人肯定会反扑过来，你们将更加艰苦，要背靠大山和面向人民，不要公开搞武装，要隐蔽坚持，要保持这个战略支点。”

　　就这样，四明地区留下县级正、副特派员11名，区级特派员30名，仅仅四十多人，留守在南山、鄞县、嵊新奉、慈镇、上虞、余上等县、区。当时整个四明地区特派员是刘清扬，他带有电台和几个干部，隐蔽在南山县杜徐村的高山上。11月份，国民党大军压境，首先对准南山地区“清剿”，刘清扬和陈布衣带了南山县、区干部17人，撤到嵊县、奉化、上虞、余姚四县交界的屏风山。这一带山区人烟稀少，当地有少数山民以烧炭、种玉米为生。陈布衣他们到屏风山，搭起草窝子，铺上布毯，住了下来。带去的几百斤米很快吃光了，两个老百姓把家里珍藏的二担玉米送来。玉米煮不烂，人人吃得牙齿酸痛。玉米吃光了，只得采野果充饥。天气渐冷，衣衫单薄，为了御寒，两位在家烧过炭的同志搭建一个小炭窑，烧木炭取暖。等到国民党大军撤走，1946年2月2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一，刘清扬和陈布衣带着17位同志才从屏风山回到南黄村，总算吃了一顿饭，算是过了年。随后党的关系逐步恢复。

　　国民党反动派以为新四军大部队北撤了，共产党在四明山的干部已没有了，因为1945年10月23日，慈镇县特派员蒋子瑛等4位留下坚持的干部在洋市大袁陈被围牺牲了，有的也已经离开浙东。谁知道共产党在四明山还留下了火种，在南山有陈布衣、朱之光等，在鄞西有陈爱中等，在慈南有朱洪山等，在嵊新奉有邵明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千里跋涉，北上请示，找到了亲人，张鼎丞、张云逸亲切接见了陈布衣

　　1946年5月，全面内战爆发前，四明又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电台摔坏了，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四明特派员决定派一个县级干部去北方请示，这个任务就落到了陈布衣肩上。陈布衣于6月启程，经宁波、川沙等地历经艰辛于8月初到达华中分局所在地淮安，见到了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陈布衣提出到北撤的老部队去，请谭启龙、何克希首长派一些军事干部回四明山去。张司令员同意他去山东华东局找一纵三旅，于是他一个人冒着风雪踏着泥泞，冒着内战的战火，前往山东临沂。到临沂后，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亲自接见了陈布衣，并派人护送陈布衣到一纵副政委谭启龙处。谭政委看到陈布衣很高兴，三旅政委何克希留下陈布衣，浙东北撤的同志听到陈布衣来了，都想见他，并请他去讲在四明山坚持的经过。后来陈布衣才想起妻子周廉正，希望她带着孩子鲁滨来见个面，领导也派人去找了，可是二十多天一直不见人来，他还以为她们牺牲了。后来才知道，因鲁南战役打响（这时已届11月上旬），她们已随大部队转移。正好，张副军长来电，要浙东同志快回去，他于是带了张任伟、赵士炘、朱晋康三位北撤的干部匆匆返回，11月到了华中分局驻地沐阳，张鼎丞司令员亲自设宴送行。吴仲超秘书长交待给陈布衣两个任务，一是把台州地区交通员王惠英带回上海，二是把华中分局一个文件带给上海党组织，要陈布衣背熟文件内容，然后烧毁文本。

　　1947年1月，陈布衣回到上海，向顾德欢背完了华中分局的文件，他背一句，顾记一句，足足用了半天时间。1947年1月中旬，陈布衣回到了宁波，不幸得很，他一到鄞西，就听到朱洪山牺牲的消息。不久，陈爱中也被捕了。陈布衣很难过，但是他坚持要在四明山建立武装，因为他明白，只有枪杆子，才能打开局面！

　　草茅庵建立四明主力武装、出击三北，从隐蔽坚持转向武装斗争

　　1947年1月，四明工委在上海党组织批准下成立了，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兼任四明工委书记，陈布衣任副书记。后来刘清扬到台州地区去了，原来是想在台州地区建立武装打开局面的，但后来上海党组织派顾德欢同志来宁波参加浙东工委会议后，决定还是先在四明老区建立武装。顾德欢到四明山芝林村找到陈布衣作准备。5月11日，他又上四明山孔岙一个代号叫“集中公馆”的草舍内，与陈布衣、朱之光开了四明工委会议，决定建立一支小型主力武装。

　　建立四明主力武装，把各地武工队队员和上海等地来参军的工人、学生集中到四明山孔岙、余鲍陈，有百来人。这么多人吃饭得花钱，可是当时四明工委没有这笔钱，陆埠区特派员鲍纯甫同志哥哥鲍仁宏就到车厩借贷，甚至把自己的土地也抵押了出去。5月15日晚上，在余鲍陈村山后的福田庵（又名“草茅庵”）一支小型主力武装终于诞生了，顾德欢宣布番号——— 三支二大第四中队，还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三五支队回来了”。这支武装在5月下旬夜渡姚江，出击三北。顾德欢、陈布衣带着这支年轻的队伍，从慈北到镇北活动了近一个月，甚至到宁波附近的庄市警察所缴枪。这可是新四军北撤后的第一次重大的行动，6月19日、20日，部队在大白天，从镇海城附近的中官路突围，经长石桥到费市一路行军，最后在留车桥又突出重围，渡过姚江，回到四明山。

　　1948年1月，陈布衣任四明工委书记，这支小型主力后来发展为浙东纵队的主力第三支队。陈布衣兼支队政委。1948年5月下旬，浦东工委书记张凡带着人民解放总队和储贵彬的大团镇自卫队，一共300多人渡海在姚北登陆上了四明山，组成了五支队，张凡任政委。蒋介石大发雷霆，督饬浙江省主席沈鸿烈派出浙江保安团“进剿”四明山，陈布衣和政治部主任诸敏带着“钢铁部队”三支队在红岭等山头连天打仗，最后在上王岗发生了解放战争时期浙东最大的一场战斗。上王岗战斗后，诸敏带了三支队外线出击打到会稽去了，张凡调到了金萧地区，顾德欢带着三支队到了台州地区。这样，陈布衣又兼了五支队的政委，并一直坚持在四明山战斗。这时他依然与四明山人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四明山的老大娘仍旧尊称他为“陈先生”，并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次在一个不知名的山村，他深夜还在办公，一位老大娘用自己珍藏的红糖冲了一碗糖茶，一定让他喝下，说：“陈先生你深更半夜还在办公，还不是为了阿拉老百姓，喝一碗糖茶吧！”在四明山人民的支持下，他一直战斗到解放。1949年5月22日上午10时左右，陈布衣带着五支队在姚南圭竹岭附近的沈湾与龙舌里村，与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军六十五师的一九三团会师，从此他到了宁波城里。

　　解放后陈布衣一直没有离开过宁波，先后担任过地委委员、常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地区副专员等职。但他一直没有忘记四明山的人民，当他还能走动的时候，常会到四明山村子和山岙，看看老乡亲，关心那里的汽车路有没有修通，查询水库修得怎样了，问一问学校房子修得怎样了。四明山的老乡也经常来看望他，带来一些笋干、茶叶，他让老乡住下吃饭，那可是以人计粮的年代，他和老伴还用布票购几丈布当作还礼。特别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这个原因，他家里粮票都用光了，布票也要借别人的。他常常说起“阿宏哥（余鲍陈的鲍仁宏）真好，我们建立武装时，他出了这么大的力，反动派还拆了他的房子，可是他从来不居功。要是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在四明山一天也不能生存，谁如果忘了老百姓，那他就是忘本。”

　　四明山人民忠诚的儿子陈布衣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精神永远鞭策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