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三友当年捕到的一条鱼的骨头比他儿子还高。 石承承 包晓妮 摄

　　尤三友今年67岁，是宁海县强蛟镇峡山人，12岁就跟着堂哥上船做了渔民，一干就是近半个世纪，期间当了35年的船老大。没有师傅教，细心的尤三友把每次出海捕鱼的经历记录在黄历本上，以积累经验。当年的活泼少年如今已成头发花白的老人，仅存的12本航海日记则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时代的巨变。

　　上世纪50年代　遭遇台风死里逃生

　　当时尤三友用的是10吨左右的篷布木帆船，出海都要靠人力摇橹。船上的通讯设备非常简陋，所谓的指南针也只是在一个木盘装点水，放上磁铁和针。 “那个时候，我们只能在近海捕鱼，根本不敢去外洋。”尤三友说。

　　令尤三友最难忘的是1958年8月的那场台风。当时船上的设备已有所改善，也有了收音机。 “当时天气预报说台风只有8级，没想到竟然达到11级，而我们船的抗台能力只有7~8级。”尤三友三兄弟急忙往回赶，怎奈木帆船根本跑不快，还是被台风追上了。 “看着狂风暴雨，心都发凉了，就想着听天由命吧。”幸运的是，他们死里逃生。但很多渔民没有这么幸运，第二天台风过去，其他沉船的破帆断桨都漂浮在海面上。

　　“台风太厉害，峡山的捕鱼人死了35个。”1958年8月28日，尤三友沉痛地在日记本上记下这句话。

　　上世纪60年代　资源丰富鱼虾满舱

　　“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鱼最多。”尤三友回忆说， “现在是几乎不能想象的。”那时候，近海海洋资源丰富，一下网就能捞到不少海货，渔民家里的孩子就把大白蟹烤了当零食吃，家里的大水缸都腌满了各种各样的鱼。

　　尤三友1965年9月9日的日记可以作证： “今天一网就捕到大黄鱼上万斤。”尤三友说，他还捕到一条十几米长的大鲨鱼， “因为鱼太大，连网都拉不上来了，就把它挂在船边拖回岸上。”

　　当时的鱼也非常便宜，新鲜大黄鱼最便宜时只卖0.34元/公斤。捕来的鱼都要交到公社，归集体所有，已是船老大的尤三友一个月能挣24个工分，每月收入30多元，算是高工资了。

　　上世纪70年代　响应号召外洋捕鱼

　　长期的捕捞，使得近海渔业资源渐渐枯竭，国家开始划定禁渔区，号召渔民去外洋捕鱼。刚开始的时候，尤三友和渔民们还经常偷偷地在禁渔线内捞上两网， “每到生产季节，大量的黄鱼就到近海产子，一网下去就够本。”结果一段时间后，近海很难再捕到黄鱼了，大家这才意识到禁渔的重要性。

　　那个时候，尤三友已用上了机帆船。船跑得远，也更加灵活，渔民们把目光投向了外洋。 “今天，我们到了南朝鲜的济洲岛一带。”1972年5月25日，尤三友记录下了一次远行。不过，那里鱼的品种和近海有很大区别，多是明太鱼、乌贼等杂鱼，产量虽高，经济效益却不怎么好。

　　上世纪80年代　之后转行搞运输再退休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农村推广，峡山村的渔民也搞起了渔船承包。尤三友和其他30多位渔民一起承包了村里的一对渔船，开始了合伙经营。

　　制度的改变大大激发了渔民的热情。1994年，54岁的尤三友凭借高超技术和丰富经验，创下了自己捕鱼生涯中的最高纪录，一网捕到小黄鱼2万多公斤。 “我们带去的冰块远远不够储存这些鱼，好多鱼带回来的时候都烂得只剩骨头了。”尤三友至今仍觉得可惜。

　　海洋资源一天天地减少。 “鱼越来越少了，国家号召渔民搞多种经营，我准备转产搞运输。”1996年3月7日，尤三友写道。不久，他换了艘200吨位的铁制运输船，把西店和梅林一带的黄沙、石子和玻璃运去崇明，一年能赚3万元。

　　不过，在海上待了半辈子的尤三友还是喜欢捕鱼： “捕鱼要比运输自由。”但他家人不这么想。 “做了六十大寿，家里人不让我下海了，让我安享清福。”2000年7月8日，尤三友 “郁闷”地写道。

　　如今，尤三友退休已经7个年头了。令他欣慰的是，二儿子继承了他的事业。　　实习生 石承承 包晓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