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木华

　　1月4日晚，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在上“生态经济与中国人口环境”选修课的最后一节课时，因为逃课学生人数太多而与一名欲离开教室的女学生肢体冲突。第二天，杨帆在学校官方网站发布“致有关院领导的信”，对前天晚上的事件做了简要说明，并要求学校处理相关学生。同时委托其研究生公布了该课堂“未坚持听完课学生”的名单，称“原则上缺席者不能及格”。随后不久相关帖子都被删掉。(《广州日报》1月9日)

　　面对这样的师生冲突，仅仅是指责教授的行为有辱“师道尊严”是不公平的，从这场矛盾的本质来看，恰恰是一场两代人之间有关教育理念、教师尊严的冲突。

　　中国现在很多教授甚至是青年教师，面对大学教育、面对学生们的叛逆，已经养成了“看得开”的个性，笔者读大学的时候，就碰到这样的“看得开”的教授：面对逃课只剩下一个学生的尴尬，他仍然能一如既往地讲课，而不会影响情绪，也不去做缺课学生登记。当时，我们觉得这样的教授，既洒脱又敬业(面对一个人也还在讲课)，而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教授真的负责吗？这样“看得开”的教授对大学教育果真有利吗？

　　杨帆教授显然不是这种“想得开”的教授，在学生眼中，他甚至会斤斤计较、喋喋不休，虽然这里面不乏有其学者爱面子、不忍看到自己的讲授成为不受欢迎的“个人独白”，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他教师责任心的体现，在杨帆教授的教育理念中，学生就该好好地上课听讲，老师就该认认真真地讲课。而在一些学生眼中，上课就得更美国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全然不知“尊重”为何物，这又哪里是真正的美国学习模式呢？美国的那种师生不拘小节的教育模式，其基础就是建立在双方的相互尊重上面，上课逃课不说，还去踢教室的门以发泄不满，这样的不尊重人的学生在美国恐怕都是让人感到惊骇的。

　　杨帆和学生的冲突，总让我想起老北大的一些逸闻轶事，老北大的学生也是常常和老师顶撞，并不畏惧老师，但个人感觉，他们的顶撞比现在的学生多了一个最紧要的“尊重”，也多了一些“技术含量”。比如当年国学大师黄侃上课的时候，有学生睡觉，黄侃非常气愤，说：“我讲书，你困觉！”，学生答曰：“姿势不对，并非睡觉。”，马叙伦在北大讲课的时候，有学生迟到，问原因，学生答住得太远，马先生知道学生住处，责问他三五分钟的路程，怎么算是远？学生狡辩道：先生不是讲哲学的吗？对你来说不远，对我来说远。马叙伦一时语塞，但并不以为忤。

　　而对比新闻中的女学生，“老师上课讲这些你不觉得很无聊吗？”这样的话语实在是伤人心，是对一个教师人格的侮辱，这样没水准的顶撞，很难让人相信是出自大学生之口，就是普通人听着，都会火冒三丈。而如果学生委婉地以杨帆所教授的经济学术语来提出批评：“老师，您这样的处理方法达不到帕累托最优，我们师生之间不要做这样的零和博弈”，在尊重的态度下，矛盾肯定能缓解很多。

　　其实，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教育理念如何更新，有两样东西应该是永恒不变的，这就是教师的宽容之心，以及学生对教师的尊重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帆教授和女学生，都应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