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北京奥运会，改革开放30年……举国振奋，世界瞩目。

　　在研究部署200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时，中央高层频敲警钟：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年前在中央党校，面对近两百名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胡锦涛总书记说：“越是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越要居安思危。”

　　在1月15日召开的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胡锦涛重申，我们党“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党内可能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可能遇到的风险的认识是十分清醒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博士的感受是，近年来，中央再三地突出讲忧患意识，具有深刻含义和重大意义。

　　包括江涌在内的多位接近决策层、关注中央动态的专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此时突出强调树立忧患意识，并非刻意低调。中央认为，事实上，我们面临的挑战很多也很大，决不可忽视，决不可麻痹大意。

　　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强调忧患意识，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比如金融风险、能源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等，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说，对这些问题，一些高级干部未必熟知，地方与部门的干部，也未必有足够的警觉性。

　　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也表示，此前讲忧患意识，多针对内部的诸多问题与不足，但现在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估计得更足，与忧患意识有关的风险意识和战胜挑战的意识再上台阶。他说，“在中央党校的高级干部培训中，越来越重视‘世界眼光’与‘战略思维’了。”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少将称：“就普遍情况来看，我们对‘落后就要挨打’有深刻认识，但对‘崛起必遭遏制’思想准备不足；对‘发展才能安全’有深刻认识，但对高速发展带来新的不安全思想准备不足。”

　　“2008年是中国的。”美国《新闻周刊》2007年年终特刊如是说。

　　新一轮“中国热”在海外主流媒体中掀起，从分量上直观，已达到新高潮。中国媒体还只是在国际版面、栏目中报道外国，外国媒体则往往动用头版、特刊、社论来聚焦中国。

　　这与此前多年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世纪论”、“中国机遇论”等又有不同。

　　不论质疑还是赞叹，在沈骥如看来，骨子里大都是“中国威胁论”，只不过现在主要表现为担心中国超过西方。

　　来自中央的告诫是，在成绩面前在喝彩声和赞歌声中，千万骄傲不得，千万头脑发热不得。沈骥如说，不管“骂”还是“捧”，关键是自己要保持清醒，对基本国情有清醒的认识。

　　“领导人心中有没有老百姓，有没有长远的战略思维，决定了有没有忧患意识。”江涌说。

　　强烈的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的特色，这与中华民族百年经历息息相关。在党的七大上，面对抗战胜利在望的大好形势，毛泽东一口气列举了17条困难和风险，告诫全党要“准备吃亏”。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江泽民也指出：“只有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对前进中可能出现的经济风险作出科学预测和正确判断，才能防患于未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胡锦涛总书记说，今年要对改革开放进行系统回顾总结。专家判断，回顾总结不会只讲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会总结不畏任何风险艰辛探索，包括排除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干扰，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那种改旗帜、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

　　一个明确的迹象是，中央对风险和挑战讲得越来越实。在年前召开的有关高层会议上就有体现。比如在告诫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较大风险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很现实时，就列举了：发生非典疫情那样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发生影响全局的严重自然灾害，发生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严重金融风波，发生世界性的能源危机，发生国际反华势力纠集起来对我国施压的情况，发生重大“台独”事变等。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末尾突出强调“四个一定要”，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认为，从忧党的角度看增强忧患意识，也可以看到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考验。由此，自上而下的信息强调：全党同志必须牢记，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而在叶笃初看来，一个民生，一个反腐，最是考验领导层。他说，过去的民生问题解决得不太理想，与高中级干部对此忧患不够有关，人民的意见、怨声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现在中央在民生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实际效果还要看高中级干部执行、落实是否到位。

　　而反腐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通过对日前召开的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观察，叶笃初认为我们党对这一问题十分清醒，不过，“要用事实取信于民”。

　　2007年“十一”长假期间，重庆市有关区政府给400多名副处级以上干部布置了一项特殊的“家庭作业”——阅读《货币战争》。

　　这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目前，在一小撮“金融寡头势力”的策动下，“金融恐怖分子”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动一场不流血的“货币战争”，妄图把中国劳动者多年积累的财富席卷一空。

　　看过此书的《超限战》作者乔良少将说：“中国的金融决策者，必须具备两种能力：一种是能对别人玩的阴谋有所警惕，另一种是你得有阴谋的能力，去和别人玩！”

　　接受本刊采访的江涌虽不太认同此书的论证过程，却对其忧患意识表示赞赏。江涌本人是一位为国家金融安全呼吁多年的学者。

　　“一部世界近现代经济史，不仅是财富的创造史，也是西方(包括东洋)对外进行财富掠夺的历史。现在时代不同了，当代西方可以利用国际分工进行贸易与投资挣钱，也会利用所谓知识产权等规则直接‘拿钱’，而且还时不时利用金融袭击、制造金融危机来盗钱、抢钱。”江涌说。

　　“现在国内国际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沈骥如说。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互相影响，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并存。像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等，更值得警惕，因为以前不熟悉，也不是自己关起门来能解决的。“防范金融危机是很重要的课题”。

　　沈骥如还表示，全球化进程中要防范的另一个重头戏是能源危机。由于石油蕴藏的地理分布不平衡和西方国家特别是石油垄断集团对石油资源的垄断政策，作为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中国只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所谓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在他看来只能说是“应急储备”，远远保证不了安全。

　　从当前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要求看增强忧患意识，受访的专家坦言，在我国，由于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国内以民生问题为主的人民内部矛盾还比较突出；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问题引发的矛盾在增多。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价值观多元化使少数人思想迷茫、信念动摇、荣辱观错位；传统的社会管理手段难以适应新的管理任务，对“社会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虚拟社会等的管理，还处在探索的过程之中。

　　因此，来自高层的信息强调，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如何深化改革备受国内外关注。着眼把握机遇、战胜挑战，要求从解决当前突出矛盾入手，对今后几年体制改革作出总体规划，及早研究并提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方案；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保持高度警觉，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同时，在各项改革和决策中，建立社会稳定的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

　　外媒称2008年是“中国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奥运年”。奥运期间，将有近百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上万名运动员，几万名外国记者，几百万国内外观众和游客聚集北京。能否成功举办，举世瞩目。

　　按照中央的要求，宁可把风险、困难估计得足一些，也千万不要因为估计不足而在风险一旦发生时手足无措，陷于被动。要以确保北京奥运会安全顺利举办为目标，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有关专家称，有迹象表明，敌对势力企图趁我国举办奥运会之机，对我国发动所谓的政治攻势，图谋把奥运会变成丑化我国、进行渗透破坏的“舞台”。

　　党的十七大就提出，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在奥运之年，这一考验将很不轻松。

　　国际反华势力“绑架”奥运对我国施压的事件已发生多起。而境外分裂势力、邪教组织，也企图趁奥运之机，进行捣乱破坏活动。专家称，陈水扁推动“入联公投”绑“大选”，与正逢奥运之年不无关系。

　　而突发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本身就是高层忧患之所在。有关专家表示，可以预见的是，在奥运之年，高层和有关部门将更加警惕，防范应对将更加严密，谋划和部署将更加充分；一定能为北京奥运会营造安全祥和的社会环境。

　　突发事件应对法于2007年11月1日开始实施，迎面而来的就是奥运考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莫于川教授说，现在已有法可依，接下来最简便易行的就是依法办事，落实这部法律。奥运的考验，同样也是创新具体做法的契机。

　　按照高层的要求，在落实处置突发事件的预案中，需要认真研究借鉴其他国家举办奥运会的经验和教训，全面分析面临的不安全因素，制定应对各类事件的有效预案，并尝试必要的实战演习，提高应急处置水平。(记者汤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