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江东区以文艺演出、大篷车、墙绘等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宣传拆迁工作。图为工作人员在给拆迁户分发《动迁简报》，宣讲拆迁政策。(严龙李楠摄)

　　本报记者郭 靖邓少华江东记者站张绘薇

　　都说拆迁是天下第一难。

　　宁波建设东部新城，发展现代服务业，核心区块在江东。这里因项目建设需动迁的居民成千上万。

　　不破解这天下第一难，新城只是空中楼阁，宁波中心城区发展水平提升这一战略难以实施，群众生活也难以改善。

　　2007年，市委书记巴音朝鲁、市长毛光烈先后五次到江东动员、鼓劲。

　　一天也不能再耽搁了！

　　江东区倒排时间，包干负责，一场近千名区级机关、街道和社区干部参与的大拆迁，去年10月15日全面推开。

　　到昨天为止，全区4个月动迁居民4177户，其中东部新城地块签约率达96%；

　　4177户居民动迁，没发生一起冲突；

　　4177份拆迁协议背后，演绎着一个个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动人故事。

　　有一种深情，感动群众

　　“带着一份深情搞拆迁，设身处地为拆迁户着想，理解他们的苦衷，他们一定会支持你。”下派干部赵文军深有感触。

　　在他参与拆迁的地块，有位周姓拆迁户，没工作，女儿考上大学，5000元学费没着落，一家人急得团团转。

　　“虽然老周不肯签协议，可我们也应该帮他一把。”

　　赵文军和同事戴惠芬、周爱民、蔡军一趟趟跑社区，跑民政，为老周的女儿争取到3000元困难家庭子女就学补助。还差2000元，怎么办？他们自掏腰包凑。

　　学费解决了，他们又替老周找了份回收废品的活。

　　老周送女儿读书，当火车缓缓启动，赵文军把2000元塞到他手中时，老周眼睛湿润了，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朝他挥手，挥手……

　　“怎么拆，你们说了算。”一返回宁波，老周就签了约。

　　“有些拆迁户不想搬，不是想敲竹杠，而是确有难处。”下派干部严志勇说，渔轮厂地块有6户就是这样。

　　退休工人董明兴，在菜场当门卫，一月700元不到，老婆患重病，儿子失业，一家三口挤在20来平方米的宿舍里，因为拿不出买安置房的钱，在四周杂草丛生的房屋里守了两三年。

　　“我看了也心酸。可政策口子开不得，要另想办法！”严志勇设法为老董等困难户争取到了一笔扶贫帮困金。

　　结果，董明兴和其他几户签协议当天，就搬了出去。

　　类似的难题，干部们解决了一桩又一桩：

　　金融街地块一位拆迁户有急需，是街道干部许雅萍设法筹集28万元帮他垫上；

　　三眼桥街6号墙门王先生失业在家，签约后想搬迁却没找到临时住所，是街道干部余璐斐帮助申请廉租房，联系搬家公司；

　　一位周姓拆迁户，丈夫身体差，又舍不得体检的钱，是社区干部出钱陪去的。

　　有一种精神，融化坚冰

　　拆迁难，为啥难？

　　牵扯利益多，家庭内部和邻里间的纠纷多———

　　有的兄弟相争，父子失和；有的为过道的归属拍桌子；有的牛棚、猪圈权属不清，怎么分成了问题……“纠纷不解决，拆迁根本不可能。”下派干部汤永康记得，有四五百起这样的纠纷，在众多干部苦口婆心的调解中烟消云散。

　　牵扯利益大，每个人的想法和要求差别大———

　　有的对安置房地段太挑剔；有的对安置面积要求过高；有的对拆迁的公平、公正心存疑虑，担心“暗箱操作”；有的认为越晚拆，越顶着不拆，得的好处越多……

　　而后塘社区拆迁户陈老师则担心，搬家麻烦，以后安置的地方离单位又远，何况房子能否如期交付还是未知数。

　　从避而不见，到见面后不理不睬，再到“躲”回东北老家，甚至还“搬”出老妈做挡箭牌，陈老师和下派干部韩洁，整整捉了4个月“迷藏”后，终于坐上韩洁的车去看过渡房。

　　“帮我搬家安顿好，签约当天，韩洁还请我撮了一顿。”陈老师说，那段日子，韩洁天天“骚扰”，重复解释拆迁政策，听得她耳朵都快起茧了，哪有这么执着的！现在想想，还真过意不去。

　　拆迁难，有多难？在下派干部们的脑海中，顶烈日、冒风雨、吃闭门羹、坐冷板凳、遭白眼、挨谩骂、听牢骚是家常便饭。

　　金融街地块有个陈姓拆迁户，没工作，闹情绪。许雅萍上门劝他搬迁，他眼一瞪，凶得像老虎。“我钉子户当定了！别来烦。”

　　碰了钉子，街道和社区干部没灰心。过了些日子，听说“老虎”得了肝炎，出院后在家躺着，她们带着水果和慰问金，一次次上门探望。

　　得知他家里收入少，干部们为他儿子申请了助学金，还为他争取到了困难补贴。

　　“现在，‘老虎’已搬进过渡房，我们去看他时，他还觉得很不好意思呢，和气得像只绵羊。”一位干部笑着说。

　　金融街地块拆迁户不过280户，但短短几个月，6位干部上门走访2585次，电话沟通4583次。

　　家访、看房、当参谋……下派干部周迎春用25次真诚服务，让金融街地块拆迁户许大爷签了约。老人动情地说：“就凭你这种精神，我签亏了也值。”

　　有一种作风，解开心结

　　“你家的赔偿额度算好了，我给你说说吧。”后塘社区党支部书记唐梅英又一次拨通了武汉长途。

　　“嘴巴说说，我信不过，还是发一份传真给我吧。”电话那头，拆迁户刘晓红态度生硬。

　　这样碰一鼻子灰的电话，唐梅英已打了不下30个。“原来没搞过拆迁，想不到这么难。”

　　放下电话，唐梅英连夜把有关政策和赔偿安置标准详详细细写在纸上，传了过去。

　　几天后，刘晓红回信，要唐梅英带着她宁波的朋友去看安置房。

　　一趟又一趟，唐梅英请同事开着私家车，陪着看，每次都把小区环境和房间拍下来，从网上发给刘晓红。

　　去年底，刘晓红搬家那天，下着细雨，唐梅英找来搬家公司，跑前跑后张罗，怕东西淋湿，还特地拿来20个塑料袋。

　　“唐书记，我请你吃饭吧。”刘晓红变了个人似的。

　　当时，补差价的钱还没结算，临走前，刘晓红把6万元打到了唐梅英的户头。“你替我办吧，我放心。”

　　手勤、腿勤、嘴勤；诚心、细心、婆心、暖心。唐梅英和许多干部一样，在拆迁中练就了“三勤四心”基本功。

　　有些拆迁户白天不在家，就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上门做工作。福明街道干部张波称之为“白加黑”工作制；区建设局副局长陈欢第、东胜街道办事处主任朱亚萍曾在福明街道工作过，人头熟，双休日就去忙拆迁的事，“五加二”工作制让他们连轴转。

　　真情感动法、骨干带动法、跟踪服务法、现场考察法、曲线动员法……拆迁中，干部们还创造了不少绝招。

　　许多社区干部上班做群众工作，下班做家人和亲戚的工作，比的是谁早签约，谁的亲戚朋友早签约、多签约。张隘社区干部王定莲带头签约，还将思想工作做到了丈夫的家族中，让7户亲戚也跟着动迁了。

　　王家园社区党支部书记邵如华选好安置房后，多出几平方米指标，按政策可划给面积指标不足的弟弟。怕群众误会，他没这么做，而是让弟弟以高价去买需要增加的面积。

　　有一种经历，受益终生

　　“刚到街道参与拆迁工作时，第一次见到拆迁户，我一下子懵了，事先练了好多遍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谈起下派到街道协助拆迁的经历，今年30出头，文文静静的区城管局办公室主任金菲惠说，“进城管局五六年，一直呆在科室，之前还从没和群众走得这么近。”

　　几个月过去，现在的金菲惠已是做群众工作的一把好手。“这次下去搞拆迁，是一段难忘的经历，为我补上了了解社情民意与做好群众工作的必修课。”

　　区教育局副局长章建丰学会了与群众拉家常，交朋友；区信访局副局长周迎春体会到了与群众打交道要先通情再达理，感情不通再多的理也没用；福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世能感受到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换位思考才能得到理解……

　　江东区委书记暨军民、区长胡军感慨地说，这次大拆迁，拆出了城区发展的新天地，干群关系的新气象，社会和谐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