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一专号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报纸很快被一抢而空；在对此进行转载的彩龙中国网里，这一内容也成了被收藏、复制得最多的帖子。为了使更多的市民获得这份报纸，《昆明日报》对专刊进行了再版印刷，全市各报刊亭都有销售。(《中国青年报》2月18日)

　　如果不是刊登了领导的联系电话，很难想像《昆明日报》会洛阳纸贵。昆明这种将领导干部联系电话公之有众的做法，是一种亲民的体现，值得赞赏。但是，在赞扬昆明市的开明做法的同时，另外一个问题是否值得我们深思：领导干部的通讯录为何会一时“洛阳纸贵”呢？

　　显然，这种局面的造成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将领导干部的联系方式公开化的结果。通常来说，各地的“潜规则”是，官至县处级以上(在县城，甚至是包括科级)，手机号码和办公室电话就成为了“国家秘密”，不要说通过“114”或者社会公开的电话号码簿查找不到，甚至连一般的机关单位的电话号码本也难以查到，而只有上了一定级别的人才能拥有的机密电话号码本才有可能查找到。所以，当昆明公布有关领导干部的联系电话时，人们会如同获取了宝贝，抢购一空。

　　然而，昆明公布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举措，在全国是仅有的几个特例而已。从相关报道来看，只有陕西省咸阳市曾经在2006年将包括市委书记、市长等9位市委常委的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都被公布在网上，以方便群众提出各种建议和进行监督。而昆明市推出这一举措，某种程度上得益于“铁腕书记”仇和推行的新政，以往，昆明的领导干部的联系电话，和目前许多地方的做法一样，也是属于“国家秘密”，普通民众不可窥视。

　　这种视领导干部的联系电话为“国家秘密”，隔绝了领导干部与民众的联系渠道，使得领导干部不能也不愿意听取民声，这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直接相悖，是干群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官员由民众选举产生，他们手中的权力是为民众服务，因此，他们必须要加强与民众的密切联系，公开自身包括联系电话等相关信息。因为，只有与民众进行密切联系，民众的呼声能及时反映上来，官员才能更好的运用手中权力为民众服务，才能得到更多民众的拥护。害怕民众找上门来反映困难，因此不敢公布联络电话是与民主的要求背道而驰，如果官员都不敢面对民众，那么行使权力的正当性就会受到质疑，权力从何而来也会受到怀疑。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领导干部向社会公开联系电话，群众一有事情动不动就打领导的电话，领导不就每天接不完的电话，不胜其烦吗？请看咸阳市长千军昌的回答，他说：“在刚开始的时候，有个别的同志是有些不太理解，担心这样会不胜其烦，会干扰正常的工作和休息，甚至还担心会有骚扰电话。但真正推行开以后，才发现这些顾虑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群众的电话大都是很善意的，主要是提些建议、意见，或者反映问题，极少有恶意骚扰的，而且更多的人是发短信，不会影响到工作。休息时间也很少有人打电话或者发短信，足见老百姓是很理解、体谅我们的，这一点很让我感动，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把这项措施持续地、长久地推行下去的信心。”这说明，群众会乱打电话的担心就完全没有必要的。

　　所以，我提议，为了不让公布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举措仅仅在某处开花或者伴随领导人离去“人走茶凉”，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将其当作政务公开的一项基本内容向全国进行推广并严格要求。此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民主建设，要让选民及其代表能真正选举出满意的官员，并且有权利监督其选举出来的官员，能对不称职的官员进行质询甚至罢免，这样才能让领导干部公被动为主动，领导干部通讯录不但不会“洛阳纸贵”，而且会主动送到千家万户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