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祝颐

　　上周，中国青年报与腾讯网联合实施的一项调查(有3518人参与，九成以上是青年)显示，67.8%的人认为，年薪超过10万元以上才能弥补户口所带来的损失和影响，甚至，有14.6%的人认为，这个数字应该超过20万元。(4月21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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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计划经济年代，没有商品粮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油票，意味着自己是“黑市人”。那个年代的人十分向往城市户口，代表了一种现实的利益诉求。改革开放30年了，户口早已不再承载粮油功能，何况，还有报道说，公安部正在抓紧研究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的界限，探索城乡统一的户口管理制度。按理说，公众应该逐步淡化户口观念，为何还有那么多青年学生仍然看重那张户口纸，有的人宁可不要高薪也不放弃一纸户口呢？这个问题倒值得探讨。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尽管户口不再管人吃饭穿衣了，但是户口的附加值仍然存在。因为户口身份不同，公民权利地位并不平等。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城乡二元化体制，而且大中小城市之间户口附加值差异也很明显。我们不妨从公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住房、养老与教育三个方面看看户口的附加值到底有多大。

　　先说住房保障政策的问题。在高房价的语境下，尽管不少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着力建设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等。但是，外地户口被排除在住房保障政策之外。前不久海南三亚市市长就公开表示，“本地居民有宅基地，有自己的住房。公务员有补贴与经济适用房政策。对买不起房子的困难群体，政府提供廉租房。开发商贱卖房子是犯罪”。尽管三亚市长说这番话的背景是三亚资源有限，但是非户籍人口的居住权利无疑十分脆弱。

　　接着看社会保险的问题。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少用人单位也为员工办理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但是由于社会保险待遇存在明显的地域界限，员工的社会保险待遇并没有流动起来。这一点从每年的退保潮中得到佐证。尽管舆论诟病不断，社会保险“一卡通”的问题至今没有一个时间表。

　　再说教育问题，虽然应届毕业生暂时没有子女教育问题的困扰，但是他们也不能不为结婚生子与未来的子女教育做打算。尽管不少城市对非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尺度有所放松，但是户口仍然承载着较大的教育功能。且不说非户籍人口不能享受当地优质教育资源，外来人员子女无处高考的消息更是屡见报端。

　　面对畸高房价，面对养老就医的困惑，面对子女高考无门的忧虑，他们除了争取高薪，与充满暴利的商品房博弈、为养老就医、下一代基于打算，又能如何呢？

　　这样看来，近七成人认为，年薪超过10万元以上才能弥补户口所带来的损失和影响，除了折射出他们对户籍权利的饥渴外，实际上代表了一种现实利益诉求。当然，能够享受高新待遇的人毕竟是少数，城市户籍也是有指标限制的(有的城市还关闭了户口迁移的闸门)，大多数人可能高薪、户口两个愿望都会落空。但是这些打算或者正漂泊在城市的非户籍人口的命运无疑值得社会关注。

　　当然，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期待国家权力机关从立法层面彻底取消身份界限，消除户口附加值，促进人人平等的公民社会的建设。那个时候，户口自然成了历史名词。但是从现实国情来看，这个目标一时半会还实现不了。现在的问题是，城市应该思考，如何解开公众的户口心结，消除公众对户口的权利焦虑，让漂泊族拥有安全感、幸福感、归属感。尽管户口附加值一时半会难以完全打破，但是，逐步缩小户口附加值差距，把每一个生活在城市的人都纳入权利保障视野，应该是可以做到的。而且这也是逐步消除公众基于户口纸产生的权利焦虑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