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离开北京赴美国出席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谈判的议题跟过去相比，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还是人民币汇率、金融市场开放、石油价格的高企以及保持两国金融稳定的相互协作。但是，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激烈度和优先级正在弱化。保尔森表示，中国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升值20%，这值得赞赏，希望人民币汇率能加快升值。

　　相反，关于世界性通胀形势的关注和警惕正在上升。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强硬地表示，如果通胀进一步恶化，将很快采取加息的做法。

　　之前，市面上泛滥那种所谓“美国赖帐论”，其实是异常肤浅的言论。“美国赖帐论”的核心观点是，美国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美元贬值，恶意赖帐而不受到任何约束。美元贬值的基础性动因是因为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无法持续，美国需要刺激出口来进行平衡，这需要美元贬值。但如果再跌，美元会处于一个“抛售临界点”，美国的通胀问题将快速恶化，而通胀将促使美联储加息，使美元走强。经济学家Laurence.Ball在其著名论文《Has Globalization Changed Inflation?》中表示，美国通胀的发生机制还是货币供应量问题。在格林斯潘时代，尽管美国对外贸易中产生大量逆差，外部世界“吸”走了美国刚刚印刷的美元或者已经流通的美元，使得美国的通胀率看起来很低，而外部世界则会变得很高，因为它们的货币量增多了。这是一种传统的“通胀漂移论”：通胀没有消失，它只不过去了别的国家，残酷的是，美国为了缩小逆差而产生美元的贬值的冲动，这使得外部的美元会不断加紧“赶”回来(抛售到美国)，高通胀也会回到美国。美联储不得不将通胀作为首要目标，来抵制这种危险的继续。

　　在面对中国降低通胀的问题上，外部世界和国内一些经济部门推荐的主流方案是“大规模升值”。例如上游的经济部门如石化钢铁，它们当然希望铁矿石的进口价能够在汇率升值下变得便宜一些，同时希望央行继续保持低利率。

　　大规模升值方案的蛊惑之处在于，通过升值来减少贸易顺差，降低外汇占款对基本货币的贡献度，进而降低货币数量(M2指标)。必须承认，2004年以后，外汇占款余额对基础货币的占比保持在55%以上，2008年可能将会回落一些。但那种基础货币所产生的货币乘数放大并非是静态和稳定的(一般意义上，基础货币是通过乘数来扩张和收缩整个经济体系的总货币量的)，这就意味着外汇占款的确扩张了基础货币，但并不是导致通胀的最基本动力。

　　这其实很简单，就像美联储不久前为了“解决”次贷危机的流动性问题，猛烈地扩张基础货币，提高流动性的水平，但对美国来说，并没有带来M2的高速飙升，因为对于经济主体来说，资产价格下滑、投资不确定性增加、悲观预期上升，使得他们缺乏动机进行投资，银行也对放贷异常谨慎(阿克洛夫在《宏观经济学中遗漏的动机》阐述了这种“动机哲学”)。实际上，基础货币的乘数性被抑制了。正是没有微观主体的“动机”带来的信贷冲动，使得M2和通胀的水平并没有强烈上升。

　　这一例子证明了，信贷是造成通胀的根本原因，而不是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占款。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上升是可以通过准备金和央票回笼政策来控制的，但信贷的控制(加息和对上游的信贷严厉控制)却是要突破一些经济势力的阻力才能达到目的。这也是尽管中国的月度贸易顺差衰减，但5月份的M2增幅又从17%飙升到18.1%以上的原因。信贷是通胀的关键环节，加息是控制通胀的关键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