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省部级干部是我国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们年轻、务实、充满个人魅力，一举一动都倍受各界关注。他们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他们真的有三分之一出身“团口”吗？调查显示：

　　他们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晋升到副部的平均年限为21.3年，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是14年，晋升到正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为22年。

　　在他们各不相同的成长路径中，由机关道路成长起来的比例占1/3强，其次是高等院校成长道路，接下来是国有企业路径，此外，还有共青团路径、研究机构道路等路径。

　　80%的“60后”都有破格提拔的经历

　　截至2008年4月，据不完全统计，中央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政府中共有“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71人。其中，女性7人（均为省部级副职），约占10%；少数民族10人，约占14%；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1人，约占16%；省部级正职5人，约占7%，包括湖南省省长周强、河北省代省长胡春华、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和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最年轻的是同为45岁的胡春华和孙政才，张庆伟和努尔·白克力都是47岁，周强48岁。

　　“60后”分布体现省部级领导干部年轻化整体布局

　　“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在中央和省两级政府中分布较为均衡。在71人中，中央政府各部委局中共有15人，省级政府中共有56人。中央政府分布在国防科工委、农业部、建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司法部、监察部、中国人民银行、环境保护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海关总署、体育总局、邮政局和保密局，除国防科工委和环境保护部各有2名“60后”外，其余部门各有1名。

　　“60后”还广泛地分布在除甘肃省以外的其余30个省份中，分布最多的省级政府是北京市和新疆自治区，都是5人。北京市的5名“60后”皆任副市长，新疆自治区除主席是“60后”外，还有4名“60后”副主席。其次是西藏自治区有4名“60后”副主席。再次是上海市、湖南省、福建省和青海省各有3名“60后”副市长或副省长。另有9个省级政府中（山西、广西、江西、江苏、贵州、辽宁、山东、重庆和内蒙）各有2名“60后”副省长、副市长或副主席。其余14个省级政府各有1名“60后”副省长、副市长或副主席。

　　这种均衡分布状态，不仅对各地各级领导干部年轻化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同时也体现了中央对省部级领导干部年轻化整体布局的精密安排。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实现领导干部“四化”和破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两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目标要求以来，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步伐就从未停止。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不能不说与领导干部年轻化改革有着密切关系。

　　传统的“工程师治国”局面正在改变

　　在71名“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100%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19人，约占27%；获得硕士学位的36人，约占50%（其中获得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的15人，约占36人的42%，说明党校学历教育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历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获得学士学位的13人，约占18%；专科学历的3人，约占4%。

　　学历层次提高（研究生学历约占77%）是“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突出特点。在获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干部中，逾2/3是通过在职学习获得的，说明“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取得高层次文凭和学位的强烈欲望，同时说明他们是学习型的一代高级领导干部。在68个学士学位中，文科学位获得者31人，约占46%；理工农医学位获得者37人，约占54%。

　　这两个比例说明传统的“工程师治国”的局面正在改变，将来治国安邦的高级领导人中将会出现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毕业生。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已知确切入党时间的49名中共党员的年龄入党平均为22.05岁，这说明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大学学习阶段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60后”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比同龄人更早地追求政治上的进步，也间接地说明“60后”从政愿望在青年初期就已经表现出来。

　　“60后”的平均任职年龄及晋升时间间隔

　　从职务晋升的速度来看，“60后”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60后”担任副部级领导干部时平均任职年龄为43.8岁，其中5位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担任副部级职务时平均任职年龄为41岁（比43.8岁降低了2.8岁，说明他们的晋升速度更快），他们担任省部级正职的平均年龄为45.2岁。“60后”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限为21.3年，其中5位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晋升到副部级职务的平均年限为18.2年（比21.3年缩短了3.1年）。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是14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陆昊），晋升到正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为22年（农业部部长孙政才）。

　　可见，“60后”大学毕业后仕途坦荡，在官场上活动游刃有余，说明了他们较快地而且很好地适应了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

　　按照干部职务晋升制度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初任职务为科员，晋升副科、副处、副厅和副部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3年以上，晋升正科、正处和正厅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2年以上。根据逐级晋升规定，本科毕业晋升至副部级职务最短时间要求18年以上，年龄最小应在40岁以上。从21位“60后”的详细晋升资料分析，他们由副科晋升到正科平均年限为2.4年，正科到副处为3.4年，副处到正处为2.7年，正处到副厅为3.2年，副厅到正厅为3.7年，正厅到副部为5.1年。这说明在同一层次职务中“副”升“正”时限较短、较易，但由下一职务层次中的“正”升到上一职务层次中的“副”时限较长、较难。不过平均来看，“60后”的各级职务晋升时限大体上与前述职务晋升规定相符，但其中不乏破格（破格规定年限）记录。破格次数占职务晋升次数的24.7%，几乎每位“60后”（占总数的80%）都有破格经历，科、处、厅的六个职务层次上都有不同比例的破格晋升者，说明“60后”在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工作阶段都有优异的工作表现，并得到组织人事部门或者上级领导的赏识。

　　“60后”的六大从政路径

　　“60后”的从政路径各不相同，纷繁复杂，但仍然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划分不同类型。根据“60后”担任省部级领导干部之前的主要任职经历为标准进行划分，大体上分为以下六类：

　　第一类是机关路径，即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党政机关工作，由科员逐步晋升至省部级领导干部行列。经由机关路径而晋升的“60后”25人，占35.2%。机关路径又分两种情况，即高层机关路径和基层机关路径。高层机关路径的主要工作经历是在中央政府或者省级政府工作。如原人事部副部长唐军，1983年大学毕业后工作于劳动人事部，历经科级、处级和司级领导干部，一路走来，2007年担任人事部副部长。高层机关路径缺少基层从政经历和基层工作经验，弥补缺陷的组织手段就是挂职锻炼。唐军任人事部副司长期间，曾挂职于银川市副市长一职。基层机关路径指大学毕业后从基层政府工作做起，逐步晋升至省部级领导干部。

　　第二类是共青团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共青团路径晋升的“60后”7人，约占9.8%。最典型的是新疆自治区任副主席胡伟。胡伟从1984年任浙江省德清县团县委书记开始，主要供职于“团口”，除1986年至1994年的八年担任浙江省安吉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外，几乎一直任职“团口”，2001升至团中央书记处书记，2005年调任新疆自治区副主席。

　　第三类是国有企业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国有企业工作，并逐步晋升到高级管理人员行列，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国有企业（主要是央企）路径晋升“60后”13人，约占18.3%。最典型者就是原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他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国有企业从事飞机设计和企业管理工作，逐步晋升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和党组书记的位置，后进入中央政府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现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第四类是大学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逐步晋升至大学高层管理人员，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大学路径晋升的“60后”16人，约占22.5%。最典型的莫过于广西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陈章良于1987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1995年升任北大副校长，2002年升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2008年进入党政机关担任广西自治区副主席。

　　第五类是研究机构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科学研究机构从事科研工作，逐步晋升至科研机构的高层管理职位，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科研机构路径晋升的“60后”7人，约占9.8%。最典型者是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他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社会科学研究工作，2002年升任法学研究所所长，后于2004年进入党政机关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05年升任国家保密局局长。

　　第六类为其他路径，包括从新闻媒体单位、作家协会和军队各晋升1人，约占4.2%。

　　六大路径：成长道路的客观描述

　　六条途径涵盖了“60后”的所有从政路径。这些路径既是对“60后”成长道路的客观描述，也是中央多渠道选拔培养高级领导干部制度的真实写照。

　　机关成长道路虽在比例上占第一位，但也仅占1/3强。通过这条途径成长起来的“60后”，熟悉政府机关决策程序，人脉较好，对政府工作驾轻就熟。

　　排在第二位是高等院校成长道路，比例上占到近1/4，但若连同科研机构成长道路一起计算，比例上接近机关成长道路，也占1/3（33.4%）强。这个数字说明有大量专家学者进入党和国家高层机关中。这条途径既实现了专业化和知识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也给高层决策带来更多的理论指导，使得公共政策制定的理性程度逐步提高。

　　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进入政府排在第三位，比例上占到近1/4。通过这条途径成长起来的“60后”，他们的经济头脑和市场视野给政府带来的冲击是其他途径无法取代的，在经济导向的政府决策中，这些“60后”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出身于“团口”的“60后”在比例上仅占7%，没有印证某些港澳媒体认为“团口”干部占高层领导干部1/3的观点。“团口”出身的“60后”，对党内决策过程更为熟悉，与党内高层领导关系更为密切，这是他们的优点。

　　总之，“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多途径成长道路或者说是多途径选拔培养渠道，十分有利于保持中央和省两级政府高层领导活力，同时有利于优化高层领导班子结构，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政务官多途径选拔渠道基本上是一致的。

　　（作者刘俊生为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来源：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