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老伯（左一）等5位热心居民被文昌社区聘为和谐促进员，并拿到了聘书。 （记者 胡建华 摄）
汤碧琴 许玉芬 陈 鸿
核心提示
自去年以来海曙区刑事发案总量同比下降了4.9％，区本级处理群众信访来电总量下降了2％，到区集体访总量、到市集体访总量同比分别下降60%和54%，没有发生一起越级进京上访。
透过这一串串令人欣喜的数据，我们不难看出活跃在海曙区74个社区的1.1万名和谐促进员所交出的出色成绩单。
“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从2007年年初，海曙区围绕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目标和省委“两创”战略，探索建立了覆盖所有社区和部分楼宇的和谐促进联谊会以及和谐促进员队伍，力求探索出一条具有城区特色的维护社会稳定的路子。
1.1万名和谐促进员活跃社区
社区、楼宇是城市的基本管理服务单元，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主战场。尽管当前城市社区、楼宇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海曙区委、区政府在专题调研中还是发现，近年来政府服务管理重心不断下沉，可谓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居委会已不能完全适应日益繁重的任务。
“力量配备不适应、资源配置不合理、服务功能不全面”，三大软肋正制约着城市的维稳工作。
以往，海曙区的1名社工一般要联系300户居民，而事实上很难做到户户入访、经常沟通。调查表明，一般社区对居民的年入户访问率平均只有10%至40%。群众对社区工作了解度、关心度比较低，满意率也不高。
尽管海曙区此前建立了覆盖各社区的平安信息员、社工、志愿者、治安协管员、计生协管员等多支队伍，也建立了集综治、流动人口管理、计生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社区综治警务室平台，但由于条口分家、力量分散，其作用远没有得到发挥。
海曙区60多座商务楼宇中的 2300多家现代服务企业，无疑是城市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各类新经济组织集中的区域。而服务企业的数十万名员工，也有着各种不同的诉求，存在各类社会矛盾，但对他们的管理服务目前仅仅停留在简单的物业管理服务层面，在矛盾化解、诉求服务、平安建设、党员建设、政府服务等诸多方面，基本上都处于空白状态……
将原有的社区平安信息员转化成和谐促进员，将其职责由过去单一的信息收集拓展为信息采集、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社区服务、群众监督五个方面，成为社区建设中的“信息员、宣传员、化解员、服务员、监督员”。去年，海曙区开始在鼓楼街道文昌社区试行和谐促进员队伍建设。
文昌社区的具体做法是：按地理位置相近的25个楼道（墙门）组成一个由社工担任组长的片区，再从每个楼道中选聘一名居民担任和谐促进员。在社区综治警务室设立队伍的领导机构——和谐促进联谊会，并设立秘书处作为日常办事机构。而这些和谐促进员又必须具备热心社区工作、身体健康、群众中有威信等三项基本条件。于是，一支由退休工人、干部和社区志愿者为主体的和谐促进员队伍应运而生。
文昌社区的经验迅速在全区推广。居民中平均每30人就有1名和谐促进员。目前，全区和谐促进员已达1.1万名，活跃在海曙区74个社区的11593个楼道（墙门），实行了全覆盖。
“队员以义务为主，区、街道两级财政拨出工作经费和奖励的专款，还经常组织队员进行工作交流和业务培训。而且，和谐促进员队伍正在向商务楼宇内企业延伸，在未来三年内实现对楼宇的基本覆盖。以‘五员归一’为特征的和谐促进员队伍，有效地扭转了以往城市稳定工作缺乏抓手的被动局面，大大夯实了基层维稳工作的基石。并且政府各部门也可依托这一平台，将扶贫帮困、计生服务等逐步延伸到各楼道（墙门）和居民家中，从而给社区各项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海曙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项敏介绍说。
发案率同比下降4.9％的背后
1.1万名和谐促进员，协力打造平安社区。据不完全统计，自2007年成立和谐促进员队伍以来，和谐促进员提供各类信息5.2万多条，提供违法犯罪线索260多条，社区治安刑事案件同比下降约25%。而其带来的直接效应是：自去年以来海曙区刑事发案总量同比下降了4.9％。
“文昌社区有2000多户居民，常住人口8000多人，其中外来人口要占三成以上，按规定可配3名民警，但由于警力紧张实际上只有我1人。除了值班还得办案，这么多人怎么管？”文昌社区综治警务室民警李鹰说，“幸亏社区建立了和谐促进员队伍，120名和谐促进员，成了我工作的好帮手。”
有一件事让李鹰记忆犹新。去年夏天，文昌街一墙门的和谐促进员向他反映，他们那儿新住进一位来自外地的年轻女子，脸色苍白，行迹可疑。民警立即赶了过去，果然是个“老资格”的吸毒者，顺藤摸瓜，还查获了一个吸毒贩毒团伙。
文昌社区和谐促进员许大妈曾经历过一次“惊心动魄”的场面。她说，那天早上她与社区里的5位和谐促进员一道早锻炼回来，老远就看到从一辆小车上下来3个强壮的男子，把刚准备去上学的一位小朋友架上了车。这位小朋友立即向她们呼救：“奶奶救救我。”和谐促进员们立即发出了责问：“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并且将车子团团围住，不让开走，还拨打了“110”。
“这种场面在电视里才能看到，竟然让我们碰到了。幸而民警及时赶到，小孩总算没事。”谈起那天早上的事，许大妈至今心有余悸，但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大家能够挺身而出，及时阻止了一件恶性事件，她又感到很欣慰。
为确保奥运火炬在海曙区的顺利传递，根据上级部署的“实有人口大排查”，公安部门紧紧依靠和谐促进员这支深入千家万户的队伍，将任务分解到每个和谐促进员，迅速把人口数排摸得清清楚楚，及时发现、消除了一批可能影响安全的治安隐患。火炬传递要经过宁波最繁华的中山路等路段，沿途要经过96幢商务楼宇和多个复杂地段，光靠公安力量难以完全控制动态情况。为此，许多楼宇、社区的和谐促进员报名参加，当起了现场秩序维护员。“奥运火炬的安全传递，和谐促进员功不可没。”海曙区委常委、公安分局局长陈志国深有体会地说。
1600多件纠纷被化解
谈到和谐促进员队伍建设所取得的成效，有一组数据同样值得我们关注：自去年以来，这支队伍调解社区各类纠纷1600多件，调解成功率达98%；监督制止不和谐行为1800余次。
遍布全区的和谐促进员队伍，成了夯实平安基层基础的有效载体。
以建立和谐促进员队伍较早的秀水社区为例，过去每年由社区调委会调解的案件都在120件以上，去年和谐促进员上岗后，大多数案件都由队员们日常化解，调委会全年调解案件只有48件。
对此，秀水社区的调解主任俞国雄最有发言权。他说，过去我们社工是“光杆司令”，现在成了拥有20多名和谐促进员队伍的负责人；过去对居民入户访问率一年不到30%，现在提高到每月100%。这样，不仅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而且使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大大提高。如有一次苍水街一墙门4楼发生火灾，消防队救火后水从4楼流到了3楼人家，家具家电全都被水浸泡。于是，一场纠纷就不可避免了：3楼住户要求4楼赔偿4.8万元，4楼住户觉得太高不肯接受。我们调解几次都未能解决，后来就想不如请和谐促进员来做工作，因为他们之间比较熟悉，说得上话。果然，经和谐促进员沟通后，3楼住户很爽快地答应将赔偿额度降至1.6万元。而且，原本也想提出赔偿的另外几户邻居，经和谐促进员劝说后都改变了想法。“邻里之间朝夕相处，和谐促进员容易与他们沟通，并且能达成共识，的确比我们管用。”俞国雄说。
对于这一点，俞国雄还能举出许多例子。比如，横河街81号属非成套住房，16户居民多数都在厨房旁搭建了卫生设施。由于该处原本就没设化粪池，其中产生的粪便都直接排放到阴井里，时间长了阴井就会堵塞，粪便也就流到了马路上，严重影响了环境和居民生活。住在楼内的和谐促进员傅阿姨及时与墙门组长进行了沟通，并开始挨家挨户做工作，自己动手解决难题。大家出钱出力，只花了半天时间，就把管道疏通好了。又比如，住在桂芳巷的两户居民，也是因为非成套房搭建卫生设施的缘故产生了矛盾。住在4楼的住户因粪管堵塞影响到1楼，1楼住户坚持要其拆除卫生设施，4楼住户不同意，矛盾日趋尖锐。和谐促进员沈师傅当仁不让，做起了两家人的思想工作，最后达成协议：粪管改道，费用由双方承担。
尚书小区和谐促进员方淑芬向笔者介绍说，小区里的230户居民中，60%是老年人，且都是拆迁户，历史遗留问题多，是有名的“上访社区”。小区内矛盾冲突不断，加之物业管理费收缴率低，连物业公司都撤走了。于是，28名老工人、老党员、老干部就建立了和谐促进自治队伍，成立了便民服务、爱心互助、医疗卫生、消防治安、绿化养护、文体宣教等六个小组，把小区打造成了温暖的大家庭，成了名副其实的平安小区，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永丰巷有个老墙门，20户人家就有14户来自外地，以前由于种种原因矛盾不断，人称“吵架墙门”。和谐促进员杨阿玲就请来自五个省的外来居民一起开会，耐心地跟他们讲道理：“大家来自五湖四海，理应互帮互爱，今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一次，墙门里的公用防盗门坏了，以前这样的事推来推去没人管，但杨阿玲东跑西颠的，找来了防盗门厂的师傅，很快就把门锁修好了。墙门里有位80多岁的老太太突然昏过去了，杨阿玲发现后赶紧找来几位邻居一起把她送到医院，终于转危为安。“这些小事虽然很不起眼，却把大伙们的心拢在了一起。”杨阿玲说，“现在我们墙门已成为社区先进墙门。去年12月，市里组织慈善一日捐，20户人家包括外来居民全都捐了款，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各方评析
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蒋朝栋：海曙区探索开展和谐促进员队伍建设，把基层维护稳定、平安建设、综治工作和公共服务、民情民意收集融为一体，可以更好地服务群众，更好地化解矛盾，进一步夯实平安建设基层基础，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这种创新的模式是十七大提出的“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格局的有效实践，是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动员和组织公众参与社会服务管理的积极探索。
市委党校副教授慕金付：海曙区立足于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基础性工程的战略思维，探索创建社区和谐促进会，是深化社区自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创新性举措。从性质上看，这是一种新型的社区自治组织，其成员覆盖社区所有楼道（墙门），具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基础，对健全社区民主运行环节、完善社区治理体制和建立社区自治机制将发挥积极作用；从功能上看，有效整合了社区各类资源，不仅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的自治能力，而且有利于拓展政府依托社区进行管理服务的平台，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效率，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