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死者有无性行为？
6月25日中午，胡仁强接到周芳沁的电话，说州里来法医了，要做第二次尸检，让他陪同去。
“既然是重检，我就应该回避。一是不能让新法医有先入为主的印象，二是更不能让死者家属误会。”于是，他拒绝了周芳沁的要求。
事实证明，胡仁强的想法并不是没有道理——李树芬的亲属在对第二次尸检提出异议时，曾说“有县公安局的两个人，他们第一次也去了”。这让他们感觉尸检“难以做到公正”。
周芳沁就是那“两个人”之一。当天，她负责接待黔南州公安局派来的法医王代兴等3人。
“第一次尸检后，死者家属又提出有奸杀的可能。”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在翁安，当时很多人认可“奸杀的可能”，花季少女、社会青年、偏僻的河边都是这种猜测的最好注脚。
因此，第二次尸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检查死者死前是否发生过性行为。但这次检查并不顺利。
王代兴赶到瓮安的25日下午，李树芬的叔叔李秀忠在县教育局门口遭到6个陌生人殴打。这让死者家属心头原本就难以散去的疑虑更加浓重。当县里通知“上面的法医到了，你们快过来”时，他们迟迟不肯露面。
“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多，家属才基本同意。”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王代兴回忆说。
这位处于舆论漩涡中的警官今年52岁，具有24年的法医经验。2005年，调到都匀市公安局工作。与他同去瓮安的3人均来自都匀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其余两人是见习法医张雪和负责照相的梁政。
见到死者家属后，王代兴先把事先打印好的委托书交给他们。这份委托书上，死者家属填写的要求是：
1.尸表检验；2.解剖检验，其中包括(1)提取胃内容物化验，检查有否毒物如酒精安眠药，(2)肺组织，(3)阴道内的分泌物。
“当时有死者母亲、两个姨娘、外婆和一个姨父在场。”王代兴回忆，“填写委托书时，他们很多字不会写。”
棚子里仅有一盏灯，王代兴不得不换上一个自带的灯泡。冰棺被打开了，尸表检验中，法医在死者右上臂外侧发现了两道由下往上的条状皮肤擦伤，一道2.5厘米长、1厘米宽；另一道2厘米长、1厘米宽。“很可能是落水前被桥上的水泥护栏划伤的。”王代兴推测。
王代兴称，他每检查一处，就会问站在旁边的家属“看清楚了没有？有异议没有？”
检查完尸表，王代兴在死者胸腹部划了一个很大的T字形切口，开始解剖。这个切口上至第二肋骨，下至下腹部。
死者肺膨大了，呈暗红色，表面有淡红色的血斑块。在肺里法医发现了水气泡，切开后，有带泥浆的液体留出。同时肿大的还有肝脏。王代兴说，这些都与溺水窒息死亡相吻合。
为了检查死者死亡前是否中毒，他打开了死者的胃。里面有大约200克未消化完的米饭、白菜和豆腐。
“有敌敌畏吗？”解剖胃时有家属问。
“敌敌畏有臭味，谁会喝？”王代兴说。
王代兴还切下了死者的胃，以及50克肝、100克肺。“胃和肝主要是用于检测是否中毒，而肺是为了看是不是溺水死亡。”他解释说，“如果是溺水，肺会吸进河水，水中的杂质就会沉淀在肺里。”为此，他们在现场取了500毫升河水做比对。
但由于尸体长时间冷冻僵硬，当晚，没有做下身检查。王代兴让家属切断冰棺的电源，等待解冻。
这一切结束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多。
次日早，王代兴等人再次来到现场。当天正赶上翁安的赶集日，围观的群众已有五六百人。人群中开始有人讲过激的话，“多是对政府和公安局的不满”。
为了防止意外，王代兴等人在用棉签提取完死者阴道的分泌物后，很快离开。他告诉记者，在检查死者外阴时，“处女膜基本完整”。
26日回到都匀后，王代兴在实验室对阴道分泌物做了检测。但并未发现精斑，网络上风传的“奸杀”被排除了。
在采访王代兴的过程中，记者可以明显地感到他身上的压力。他自称在网上看到很多针对自己的议论，“再干几年，我就退休了，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呢？”
他还把记者拉到办公室外的楼道中，指着墙上挂的各种法医鉴定规章制度说，“我们都是严格按照程序来的，整个过程都不止一个法医，家属也在场现场，还做了记录，照了相。”
经过两次尸检，死者家属接受了溺水死亡的事实，也基本认同排除他杀。但仍认为存在“过失杀人的可能”。他们将这些希望寄托在那些“被取走的器官”上。
7月2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李树芬老家玉华乡雷文村采访她家人时，他们抱怨说“器官取走后，至今还没得到结果”。
死者家属说，当时并不愿意“让他们拿走那些东西”。“我们不懂，(他们)这样要点，那样要点，还把内裤里边中间那些割去了。他们还说如果自己拿去检查，要花两万元钱，我们没钱，只好让他们拿走了”。据贵州媒体报道，2005年，个人申请法医尸检是收费的，仅检测精斑一项就要花费500～1000元。
但王代兴和周芳沁都否认，尸检时提过钱。
“他们既然委托我们做检查，现场没有检查条件，肯定要拿回来。”据王代兴介绍，提取的器官，他已全部交给贵州省公安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