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意想不到的群体性事件，让瓮安县政府面对空前的信任危机。一系列应急反应中，放开媒体报道以及组织专人网上辟谣，被认为是化解此次危机的关键
★本刊记者/王维博(发自贵州瓮安)
像一只不断膨胀最终炸裂的汽球，这场群体性事件在2008年6月28日下午爆发了。
警戒线没能隔离开群情激昂的人群
15点，约30多人从大堰桥出发，前往瓮安县县政府请愿。走在前面的是两名约十三四岁的男孩，“为人民群众伸冤”的白色横幅被他们高高扯起。
目击这一过程的瓮安居民杨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游行队伍经环市东路前往县政府，中间不断有人加入。大约15：30——队伍抵达瓮安县政府办公大楼时，已有两三百人的规模。
请愿者在县政府门口停留了大约半小时，但无人接待。16时许，队伍涌向距县政府100米左右的公安局。
此时，瓮安电信局会议室，县委书记王勤，分管信访、公安工作的副县长肖松正在参加“全国处理信访突出问题”电视电话会议。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电视讲话刚到1/3的时候，我接到雍阳镇派出所所长的电话，紧接着玉华乡政法委书记也打来电话，称李树芬的家属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文峰大道游行。”7月5日，肖松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跟县委书记王勤汇报后，我就带着县文明办副主任黄亚华、县公安局副局长赵守菊等人往公安局赶。”
路上，肖松看到不断有人往县政府方向聚集。曾处理过多起群体性上访事件的他隐隐感到不安。李树芬一事已调解多次，为何突然有这么多人上访？果然，半小时后，上访演变成一起震惊中外的打砸政府办公区的恶性事件。作为此次事件中唯一公开露面的县级领导，肖松同时被推上风口浪尖。
16：10，肖松一行人来到了公安局门口。
“有什么事情可以按照信访条例办，大家推荐5名代表来对话。”肖松说。2005年5月1日起施行新《信访条例》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
“我刚说完，马上就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冲到面前，拿一个矿泉水瓶指着我的脸，骂‘对你妈的屁’！”肖松说。听口音，这个青年不是县城人。
旁边的县文明办副主任黄亚华喝道，“不许说脏话，这是肖副县长！”人群中马上有人骂：“卵县长！”
突如其来的一幕，令在现场的官员们一时语塞。
“包括黄亚华的干部都开始被骂，我们就进了大厅。”肖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几分钟后，30多余警察在大厅外拉起了警戒线。
然而黄白相间的绳子，没能隔离开群情激昂的人群。16：30左右，站在最前面的少年开始往警戒线里冲。警察们试图用警棍推走他们，但此时，后面的人群已经挤成一堵难以移动的墙壁。有少年在前后夹击中受伤，于是请愿者上前跟警察理论，一些人乘机用砖头等往警察队伍里扔。
16：50，30多名警察组成的人墙被人群冲开了。一些人冲进办公楼，在一楼大厅打砸，并用花钵、砖头砸向警察。
这一切，被摄影爱好者王诚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镜头里还包括一波波往里面冲的人群。十几台停在公安局门口的警车都被砸坏、掀翻，有人开始点火烧车。站在大厅里的肖松一边打电话给书记王勤，一边命令警察退向二楼。
“冲进大厅的人越来越多，我只好让警察们戴上头盔，用盾牌边挡边往楼上退。”肖松说。撤到二楼的时候，他向州政法委书记打了第一个电话。
“三楼有枪械库，要拼死守住！”
此时，一辆警车及一辆民用车被抬进公安局一楼大厅，有人点燃了它们。还有人将一楼户籍大厅的门砸开，大量户籍资料被付之一炬。
被迫撤到三楼的肖松只能向消防队求救。但闻讯赶来的消防人员也被人群挡在了百米之外。甚至有人开始登上消防车打砸，据瓮安县消防大队关于“6·28”事件的处置报告中称，被打的消防官兵有13人，包括指导员尤永忠。
事态迅速恶化让肖松始料未及，他下令警察用摄像机拍下打砸人员“锁定证据”。
公安局警务督察大队长罗邦平和两位负责摄像的人站在二楼走道口，用盾牌挡住机器。或许是摄像头刺激了那些疯狂的人，越来越多的砖头、空酒瓶砸向警察。最终，他们只好继续往三楼撤。
“除了死死守住三楼楼梯口，别的什么也干不了。”罗邦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接到了肖松的命令：三楼有枪械库，要拼死守住！
十几名警察手持盾牌，在二楼到三楼之间筑起人墙，终于挡住了打砸者的脚步。
但“失守”的一楼、二楼内，几十个房间全部被砸，收缴的大量管制刀具被夺走，成为制造骚乱者的武器。
“我害怕县政府大楼也被烧，赶紧打电话给县政府办主任，让他赶紧通知其他部门的干部来保护政府大楼，同时劝围观人员离去。”肖松说。
但干部们的劝说收效果甚微。夜幕渐沉，有人开始冲到县政府里打砸，甚至抱来成捆的烟花礼炮，对着公安局大楼的楼顶“轰”。礼炮一个个在楼顶上炸开，站在马路边的摄影爱好者王诚用摄像机拍下了这一切，镜头中，隐隐可以看到警察和当地官员困在楼顶无处可退。
三层高的县委大楼被点着了
继公安局、政府大楼之后，官员们开始死保瓮安县委大楼。
“但能抢回来的，只有一些公章和重要密码本。”县委办主任饶太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饶太明回忆，事件发生时，他正在离公安局500米左右的县医院打点滴。听说有人在砸公安局，便拔了针头往外跑。
回到位于县委3楼的办公室，饶太明打电话通知办公室的人集合——包括秘书科、信息科、督察科、行政科等部门的人都被喊了回来，大约有十四五个。饶太明把它们分成两组，一组赶往设在电信局的应急指挥部，另一组则守在办公室。
16:50听说有人开始砸公安局，饶太明拔通了州委办公室电话。“四川地震后，大家都有一个应急意识，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就是上报。”饶太明说，他负责对口上报的是州党委办公室。
打完电话，饶太明开始组织留守人员把院子的大铁门锁上，同时派人在一楼把风。前面政府大楼的打砸声一阵阵传来。“这次事闹大了”，但他同样也不知道怎么办。
大约21点，守在三楼办公室的饶太明从窗口看到一群手持砍刀、铁棍的年轻人开始砸铁门。饶太明一边整理密码本、密码机和一些机要文件，一边告诉留守人员，“大铁门一旦被冲破，大家就赶紧撤。”
十分钟后，那群年轻人砸开了大门，手持砍刀开始往楼上冲。饶太明把公章藏在怀里，开始往楼下撤。起初，他想把公章埋在院子里一棵树下，但用手刨了几下没刨动，只好揣着公章悄悄地逃出大院。他的身后，三层高的县委大楼被点着了。
“直至6月29日凌晨，事件才渐渐平息。”肖松说。凌晨1:30，他接到县应急指挥部的通知，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率增援武警、防暴警察抵达现场。一直被堵在外面的黔南州武警也开始进驻。
凌晨3时，随着近万名围观者散去，肖松和45名被困警察才下了楼。
据瓮安县“6·28”事件处理小组事后统计，除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被毁外，县政府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
漫天传言如何平息
但官员们马上陷入了另外一种焦虑——事件发生后不到1小时，便有人把现场的视频、照片传到网上。6月28日晚，大量小道消息在论坛、博客里传播，不仅传言当地警方办冤案，还称死者一位叔叔已被警方“打死”。
“互联网让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信息的发布者，而且可以不经过审查。”一位传媒研究者称，“一方面，这可以让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同时，由于鱼龙混杂，你无法分辨它的真假。而对那些年轻的网民来说，情绪非常容易被煽动。”
于是，这些传言引来了无数愤怒的跟帖。在中国最大的虚拟社区“天涯”，在著名的人民网“强国论坛”，有关此时的帖子都被狂顶。
但一些反驳传言的帖子也开始出现了。这些帖子大部分出自瓮安“6·28”事件应急指挥部的“政策舆论法规宣传组”，组长为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晓云。6月29日，事件应急指挥部成立，下设8个工作组，其中包括事件调查组、劝说疏导组等，而宣传组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人员上网跟帖，“以贵州的媒体影响全国的舆论”。
“当时政府网站所在地已被烧了，工作人员只好搬到县广电局的二楼。从全县部分机关、学校选调来的十几名熟悉网络的人每天负责收集信息，并对失实信息跟贴澄清。”“6·28”事件应急指挥部一位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除瓮安县外，黔南州每个县、市宣传部也都组织了5名网评员，每天根据新华社消息和公开发表的材料，以灵活多变的形式跟帖引导网络舆论。”
6月29日一早，新华网发布《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打砸烧事件》消息，这与以往类似事件发生数日后才予以披露的做法形成了对比。随之而来的，是贵州省及黔南州等本地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
政府针对性地辟谣在事件后第4天展开。7月1日19：40，贵州省政府新闻办、省公安厅、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在贵阳举行了“瓮安6·28严重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新闻发布会。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王兴正表示，有证据表明当事女孩死于溺水，并非被奸杀。黔南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罗毅也做出澄清：“县委书记王勤不是瓮安本地人，夫妇二人在瓮安没有任何亲戚关系。”此前，有传言说“奸杀少女的人，与当地县委书记有亲戚关系”。
此次发布会上，瓮安县副县长肖松首次向媒体披露自己当天被困公安局时的细节。针对公安局曾多次硬抢尸体、破坏现场的传言，分管公安已两年的肖松说，自他分管此项工作，从未发生过公安机关硬抢尸体破坏现场的情况。
一位舆情研究者认为，及时准确地公布真相，是政府成功处置“6·28”事件成功的原因。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以及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等高层的批示，对舆情公开起到了关键作用。
整治官场
一场整治官场的风暴也开始刮起。
7月3日，瓮安县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和县公安局原局长申贵荣双双被免职。次日，在瓮安县干部大会上，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被宣布免去党政一切职务。
同样在7月3日，贵州省委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召开。在这次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主持的会议上，要求进一步稳定民众情绪；坚决依法追究违法犯罪人员。同时还要求纪检监察部门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查究瓮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此前跟瓮安居民谈话时，石宗源更直接批评当地官员。这位曾有7年省宣传部长、5年新闻出版署长从政经历的官员直言不讳：“公安局不作为，党委政府不作为，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多了，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全程参与“6·28”事件处置工作的副县长肖松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及黔南州的纪检部门便已开始介入调查。6月29日，原县委书记王勤向州委递交了书面检查；第二天，又开始组织县委领导班子“自查”。
已退休的瓮安县人大副主任莫开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打砸事件让瓮安县政府面对空前的信任危机，如何处理好这一危机，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
莫开祥认为，“迅速处理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可以稳定民心，同时也有利于各个系统进行反思、自查。”
69岁的退休县长徐银芳在当地以敢于直言著称。7月6日，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感慨地说，如果这些干部能听他一些劝说，事情断不会如此恶化。6月26、27三天，他曾分别打电话给县委书记和县长，但两人均没有重视此事。 ★
(文中杨青、王诚为化名。王婧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