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处在一个新关口。面对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和国内物价上涨较快的复杂局面，宏观调控的主要取向应是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过快上涨，同时也要避免“硬着陆”，防止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过大。在这种背景下，正确判断物价上涨和宏观经济走势，对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一轮物价上涨的成因和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过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第一次是1988年至1989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分别达到18.8%和18%；第二次是1993年至1995年，CPI分别达到14.7%、24.1%和17.1%。2007年开始的新一轮物价上涨与前两次相比，在体制环境、经济开放度、总供求格局等方面有着很大不同。这一轮物价上涨更为复杂，既有需求拉动又有成本推动，既有国内原因又有输入型通胀影响，是多种因素叠加引起的。其主要特点和成因是：
农产品价格上涨为主带动的价格结构性上涨。2007年CPI走高开始于年初粮食和食用植物油涨价，加速于5月份猪肉价格突发性上涨，全年上涨4.8%。其中，食品价格涨幅达12.3%，影响CPI上升4.1个百分点。2008年一季度CPI同比上涨8%，增幅同比高出5.3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1.4%。4月和5月CPI同比分别上涨8.5%和7.7%，其中食品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2.1%和19.9%，仍然是主要因素。这一轮农产品涨价，除了一些短期因素（如去年生猪发生疫病、今年初遭遇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大地震等），主要是受中长期因素的影响。一是从1997年至2006年，CPI累计上涨9.5%，平均每年上涨不到1%，尤其是农产品价格多年处于较低水平，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农产品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必然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二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其结果是：一方面耕地逐年减少，2002年以来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8820万亩；另一方面城镇人口不断增加，2002年以来城镇人口每年增加近两千万人，加之随着人民收入持续增长，对农产品（尤其是畜禽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不论从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耕地有限、农业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大、农产品需求有一定刚性等决定了农产品价格由劣等条件的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决定）看，还是从农产品供求规律看，这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都是必然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表明，农产品价格逐步上升，从而使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逐步缩小，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这个过程也是我国必然要经历的。问题在于，由于前些年农产品价格一直稳定在较低水平，使矛盾逐渐积累、集中爆发，以至于去年以来食品价格上涨过快，对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影响较大。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抑制价格总水平的过快上涨。
输入型通胀对国内价格的传导和影响。近几年国际市场上原油、粮食、铁矿石等初级产品价格大幅攀升，而我国对石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幅增长，对外依存度很高。因此，国内成品油、食用植物油、化肥、钢材等涨价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影响，输入型通胀的特征明显。
旺盛的投资需求的推动。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投资需求旺盛推动国内投资品价格和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涨，并逐步传导到CPI。今年3月以来，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都在8%以上。
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CPI近期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由于去年CPI上半年低下半年高，受翘尾因素影响，预计今年CPI走势将是上半年走高、下半年走低。
物价上涨与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关系
这一轮物价上涨的深层原因还在于，我国经济在持续5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长中积累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其突出表现是两个失衡，即国内储蓄、投资与消费失衡以及内需与外需失衡，经济增长在需求上过多地依赖投资和出口，在产业上过多地依赖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2003年至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保持高位增长，5年累计增长2.12倍。2007年投资率上升到42.1%，而消费率降到49%，为1978年以来最低。投资过度扩张造成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必须依赖出口扩张消化，从而使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从2003年的1.5%上升到2007年的8%。从三次产业结构看，2003年至2007年第二产业的比重由46%上升到49.2%，而第三产业的比重由40.4%下降到39.1%。在轻重工业结构上，重工业比重持续上升，2007年达到69.9%，轻工业比重则降到30.1%。三次产业发展不均衡和轻重工业发展不均衡，同投资与消费失衡有密切关系，两者互为因果。
在投资增长很快、投资率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储蓄仍然大于投资，表现为净出口和资本净流出。这说明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其根源在于储蓄率过高，而这又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变化密切相关。2003年至2007年，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年均增长分别超过22%和35%，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9.8%和6.8%。据测算，我国总储蓄率上世纪90年代平均为39.8%，2006年上升到49%，这主要是由于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大幅增长。2006年，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占国民总储蓄的比重分别为38.5%、42.2%和19.3%，其中居民储蓄的比重比上世纪90年代平均水平下降11.9个百分点，而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比重分别上升6个百分点和5.9个百分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这种变化，是投资与消费失衡的重要原因。
这种内部失衡和内外失衡，在货币上表现为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一般来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等于GDP增长率加物价上涨率（以CPI表示）。2003年至2007年广义货币M2累计增长率为117.6%，超过GDP增长率和CPI增长率之和80.0%达37.6个百分点。从理论上讲，超过经济增长正常需要的货币供应量都会表现为物价上涨。只是由于金融机构的存差不断扩大，这些超量货币供应才没有完全转化为物价上涨。近年来消费价格上涨和资产价格上涨，其根源是流动性过剩。
为什么会出现流动性过剩呢？问题又回到了前面所说的两个失衡上。国内储蓄与消费失衡，储蓄率过高，直接表现为银行体系资金过剩，引起货币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从而导致出口快速增长、外贸顺差不断扩大，加上资本项目顺差以及从其他渠道进入的境外资金，造成国家外汇储备超常增长，使中央银行不得不吐出大量的基础货币用于购汇。基础货币是高能量货币，到了商业银行就可以产生几倍的乘数效应。中央银行虽然采取多种措施对冲、冻结商业银行的基础货币，但流动性过剩问题仍然存在。因此，从根本上治理通货膨胀，必须解决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问题，而这又必须解决国内储蓄与消费失衡以及内外需失衡问题。
今明两年的经济走势分析
最近有论者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和1998年十分相似，今明两年很有可能出现经济下滑。从外部环境和出口形势看，今年和10年前确实有些类似：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口大幅回落，1998年出口仅增长0.5%，1999年增长6.1%。今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美国经济濒临衰退，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我国出口形势严峻，一方面外需减弱，出口市场面临萎缩风险；另一方面，受人民币升值加快、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利率上调和去年外贸政策调整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企业出口成本明显上升。今年1月至5月出口同比增长22.9%，上半年出口大幅回落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下半年国内外环境继续趋紧，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将难以支撑，出口增速有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
但是，今年和明年经济增长会不会大幅下滑，一方面取决于外部环境是否进一步恶化，出口增速会不会跌到10%以下；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状况。而在后一方面，今年的情况同1998年有很大不同。1998年GDP增速从1997年的9.3%降到7.8%，1999年进一步降到7.6%，是受外需和内需增幅同时下降叠加影响的结果。当时内需不足的突出表现是投资增速回落。199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8.8%，比1996年下降5.6个百分点，虽然1998年回升到13.9%，但1999年又猛降到5.1%，回落8.8个百分点。消费增速也较为缓慢，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98年和1999年都仅比上年增长6.8%。与10年前不同，今年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的内需增长仍然强劲。今年1月至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6%。从行业看，由于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走高的刺激和国内需求旺盛的拉动，能源、原材料行业投资增长强劲。因此，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去年大幅回落的可能性不大，预计名义投资增速仍可能保持在25%左右。今年国内消费需求继续稳定增长，一季度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0.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3%，与上年四季度和上年同期大体持平；4月和5月分别增长22%和21.6%，1月至5月累计增长21.1%，趋势和一季度差不多。预计全年消费需求增长仍可能保持头5个月的态势。
综上所述，预计今年GDP增长率将在10%左右，属于符合宏观调控预期目标的正常调整，仍在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9%—10%的区间。明年即使外部环境继续恶化，国内投资增长向下波动，从而使GDP增长率有可能回落到8%—9%，但也不可能出现滞胀。（林兆木）
寻找到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胀压力的最佳平衡点，无疑是目前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的最大考验。当下，全球经济放缓、通胀上升的趋势已然形成，对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经济而言，受国际经济影响的程度超过以往，宏观调控的难度自然不小。在寻求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胀压力最佳平衡点的过程中，有以下几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国家信息中心近日发布的一份《中国经济景气监测预警报告》显示，综合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一致合成指数已经连续7个月小幅回落，描述未来经济走势的先行指数继续下行，经济景气呈持续高位回落的态势，“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基本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