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扬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调研地点再次选择了苏州工业园区，这是4年中的第2次。

　　7月上旬，中央决策层的密集调研遍布长三角各行各业，而科技创新方面的调研仍选定在苏州工业园区。“温总理在园区考察了45分钟，比预定的时间延长了一倍。”园区负责接待的一位人士说。

　　温家宝先后考察了苏州工业园区综合保税区、中怡（苏州）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国际科技园??而这些，仅仅是苏州工业园区科技创新的一小部分。

　　在持续的宏观调控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下，工业园区找到了转型的新动力??建设生态、科技、物流、服务外包四个示范区成为园区发展新的“四轮驱动”。

　　过去13年里，苏州工业园区始终保持年均30%左右的增速，园区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中国与新加坡14年的合作积累。

　　1994年，就在中新双方签署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区协议书的当天，《关于借鉴运用新加坡经济和公共管理经验的协议书》和《商务总协议》也同时签署。

　　注重“软件”上的引进、移植，吸收借鉴新加坡的管理模式，使苏州工业园区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高起点，显出了区别于其他开发区的独特个性。

　　“敲门式招商”

　　“借鉴新加坡经验，第一点是亲商，这是新加坡再三和我们强调的，实践证明也是对的。”苏州工业园区原借鉴新加坡经验办公室主任周志方说。

　　科学招商是亲商的第一步。周志方第一次听说“敲门式招商”，是人称“新加坡经济奇迹之父”的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向园区推介的。

　　所谓“敲门式招商”，按新加坡的经验，就是在全世界设有20个招商办事处，每天收集当地的经济情报，特别是跨国公司，先摸清它们有哪些项目要转移出去。然后，招商办将这些信息收集下来，就将相关信息集中到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之后再由专人负责一个一个去“敲门”，敲某个跨国公司的门，上升到经验，就是招商工作要符合国际经济产业转移的客观需求。

　　“因为知己知彼，招商员去敲门的时候，就知道他有几个项目，是什么项目，这些招商员讲的话都是对他胃口讲的。”周志方说。

　　苏州工业园区招商局于是设立了特有的招商资源办事处，学着“敲门”。经过若干年的滚动，园区也积累了一大批资源，招商的速度、项目的质量在国内园区中首屈一指。

　　因为抓准了国际制造业转移的规律，截至2007年底，苏州工业园区累计引进合同外资31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34亿美元。

　　亲商则是一个全过程、全方位、体系化的政府服务。园区综合保税区的建立是亲商的贴切体现，此次温家宝总理在园区调研，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综合保税区。

　　作为在园区投资的企业，他们最关心的就是物流通关方面的问题。苏州工业园区将这方面的政策创新发挥到极致。

　　2007年8月通过国家九部委验收的苏州工业园区综合保税区是全中国第一个综合保税区，这让园区享受到了与保税港区同样的优惠政策。

　　苏州这一内陆口岸借助“虚拟空港”和“虚拟海港”，将跑道和航线延伸到了苏州工业园区。物流速度与模式的改变，进一步催化了园区商贸物流业的发展。

　　管理体制创新

　　园区的开发主体和管理主体严格分开，这是中新合作的精髓，也奠定了苏州工业园区14年的经济奇迹。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CSSD）是园区的开发主体，由中新双方财团组成：中方财团由中粮、中远、中化、华能等14家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出资组建；新方财团由新加坡政府控股公司、有实力的私人公司和一些著名跨国公司联合组成。

　　园区从成立之初，就坚持行政管理主体与基础设施开发主体相分离的原则：园区管委会是副市级政府派出管理机构，在辖区内行使经济和社会综合管理权限；CSSD则是中外合资的企业法人，负责园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物业管理等开发事项。

　　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符合政企分离和经济国际化大趋势的率先探索。

　　而在园区管理机构的设置上，一方面遵循“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另一方面借鉴了新加坡的成功经验。现在看来，苏州工业园区的管理机构设置与国家“大部制”的改革颇有神似之处：

　　比如园区管委会下属机构不要求与市级机关对口设置，职能相近的部门合署办公，区外行政机构一般也不在园区设立分支机构。按照精干、高效的原则，园区管委会只设了8个局（启动时7个），人数只有同类管辖范围的党政机关的三分之一。

　　最典型的是园区经济贸易发展局，一个局担负的经济管理工作就大致相当于苏州市22个职能部门；另一个负责周边5个乡镇辖区工作的地方发展局，其最初16个人的编制只是管辖4个乡镇的郊区政府的几十分之一。

　　对于进入园区的外资企业而言，他们印象深刻的是1998年3月园区的收费清理工作。管委会机关收费项目从原来的75项（其中对外商投资企业收29项），减少到28项（其中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收费为11项），园区五乡镇另行收取的收费从原来的31项减少到16项。

　　行政执行力是检验园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标准，这一点在园区规划的执行上得以体现：

　　苏州工业园区的总规划师时匡从1993年起，就赴新加坡参与园区规划的学习和编制。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以时匡为首的规划团队一次性拿出园区70平方公里的整体规划、详规和管理软件。

　　“我国其他园区的规划，一般都是先编个总体规划，详规后来才编制，而管理软件一般都不编制。”时匡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园区在1994年就一次性拿出三样规划成果的在国内很少见。

　　更难能可贵的是，“今天的园区，几乎和14年前所规划的完全一样。”时匡说，园区管委会的执行力保证了规划的如期执行。

　　园区经验输出

　　苏州工业园区“软件”的整体“打包”、对外输出，正在把先进的中新合作经验辐射到越来越多的地方。

　　2007年2月，园区管委会和国家开发银行在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老挝万象新城区项目的建设任务落到了苏州工业园区身上。

　　老挝政府将万象10平方公里土地至少50年的使用权给予中方，由苏州工业园区负责进行规划、建设与经营万象新城；国家开发银行负责整个项目的融资担保。苏州工业园区首次把开发区建设的先进经验整体打包输送海外。

　　而在国内，苏州宿迁工业园是中新合作经验的又一次移植。温家宝在此次考察江苏时指出，江苏要“做好产业梯度转移，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南北共同发展”。

　　苏州宿迁工业园为苏州园区企业跨区域发展提供了“走出去”的平台，与此同时又实现了宿迁市招商引资和园区开发的飞跃。

　　本报记者获悉，苏州工业园区的开发主体CSSD将在9月前正式向证监会递交申报材料，到2009年园区十五周年庆典时实现上市。

　　开发区与城市建设在土地资源上的矛盾似乎越来越突出，作为承载地区主要工业产业的开发区，如何更好的融入城市圈成为新的发展目标之一。不少专家认为，我国的开发区已经开始向“后开发区时代”转型，而核心主题之一就是工业园区的城市化建设。

　　将开发区作为一个城市进行规划、建设，从产业、商业、居住、环境全局考虑，成为不少开发区的转型方向。而在这方面，苏州工业园区远远走在了前面，十多年前具有远见的城市规划，带来了十多年的经济繁荣并奠定了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苏州工业园区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新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也是我国借鉴发达国家城市管理理念和运作经验最为成功的项目之一。从最初的概念规划开始，苏州工业园区就以高起点高定位进行规划设计，目标不是仅仅是建立国内最好的工业园区，而是一座包括工业、居住、商业等各项城市功能，相对完整的苏州东部新城区。站在这个高起点上，苏州工业园区充分借鉴新加坡城市规划的理念和经验，形成着眼于50年发展的整体概念规划、编制了300多项专业规划，并充分考虑将苏州工业园区作为苏州市的一部分，纳入城市总体规划。苏州工业园区从规划之初，就借鉴成熟的国际经验，为未来苏州工业园区和谐融入苏州城市圈奠定了基础。

　　苏州工业园区获得成功，仅仅依靠高起点、完善的规划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坚定的执行。坚持“先规划后建设、无规划不开发、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苏州工业园区花了整整1年时间进行首期开发的详细设计，1年后才开始了第一批土地的转让。而当时正是各地各类开发区如火如荼的建设，招商引资的竞争十分激烈的时期，苏州工业园区坚持恪守“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并在基础设施上超前建设了当时属于高水准的“九通一平”基础设施，而这一标准也逐渐成为后来许多开发区工业用地建设的常用标准。在搭建了国内一流，甚至国际领先的软硬件平台后，苏州工业园区的招商自然容易获得领先跨国企业的青睐，而在招商和土地出让过程中坚持执行规划设计，形成了产业集群、商业圈、居住区的合理布局，实现了工业、商业、环境、生活的和谐融合。

　　完善的、高瞻远瞩的规划仅仅是获得成功的基石，其实很多开发区都有详细的产业规划、功能规划，而城市化的规划理念也普遍运用其中，但执行的过程中往往由于招商、关键客户要求等各类因素而修改规划和设计，这些调整可能短期内将带来经济收益和关键项目，但也许坚持执行原来的规划将带来更长久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