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定军 实习记者 陈茜 刘涌
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经济增幅为10.4%,同比回落1.8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10.1%,比上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
经济增幅出现回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指出“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他在17日的新闻会上指出,当前经济增速回落是在结构调整中的回落。虽然东部地区增速出现了回落,但中西部地区增长在加快。
与此同时,尽管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为7.1%,比5月份有所下降,但李晓超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价格长期在高位运行,所以“还要继续控制价格的过快上涨,防止通货膨胀”。为此,下一步仍将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进一步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努力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对于目前的形势,到底应该如何看待,7月16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下半年还面临通胀风险
《21世纪》:按照目前的经济数据和经济运行情况,是否可定义为不再过热?
李佐军:经济是否过热单凭一两个月无法判断,影响CPI的深层因素的变化不是短期内就可以看出的。
目前有两个现实存在的因素,一方面,国际性的CPI上涨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国内成本上升的因素多少还在维持,如土地、劳动力、原材料、能源、环保等生产要素都维持在较高的价位。眼前的CPI的下降,宏观调控起着直接的作用。
现在应该做的,一是要继续观察,二是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
张晓晶:下半年还会面临通胀的风险。通胀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国际方面,全球正处于一个调整期,原材料市场价格上涨还会持续;国内的情况来看,国内的市场化改革使得生产成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再有就是前几年的高速增长所导致的总需求过旺,包括投资、市场和信贷需求过旺,虽有缓解,但仍然对通胀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抑通胀不会导致经济大幅下滑
《21世纪》:为什么目前控制物价增长比保增长更加重要?
李佐军:控制物价增长比保增长更加重要,这一点非常正确。最核心的原因在于,2001年以来,经济以高于10%的速度高增长。过度紧绷的状态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是不合适的。
现在我们需要让经济增长速度适当下降。通过抑制物价、抑制通货膨胀,回归到经济潜在增长率水平上。尽管这种“下滑”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张晓晶:短期内最大的风险还是通胀,在宏观经济没有下滑的前提下,短期内控制通胀是应该的。但从长远来看,我们的首要任务还是保持经济增长,可能短期的通胀对于长远的经济增长是不可避免的。
《21世纪》:控制通胀会不会导致经济继续下滑,经济是否有大幅下行的风险?
李佐军:总的感觉不会像2008年上半年那样走得那么高,但仍然会保持一个高位波动,同时大幅下滑的可能性也不大。
张晓晶:经济下行的风险肯定是有,但是从目前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上还看不到这种趋势。
《21世纪》:从2007年的节能减排结果来看,有一定的成绩,但仍不理想,目前经济方式仍增长粗放?
李佐军:从根本上来说,现在是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型过程中,但这个转型面临很多的困难和挑战,离“十一五”规划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这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加上政府出台强有力的措施,以促进实现“十一五”规划的目标。
张晓晶:从总体上来判断,经济增长方式很难在这么短时间内发生改变。当然,肯定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目前应该还是粗放式增长;转变增长方式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关键还是制度上的建设。
从紧货币政策仍需持续
《21世纪》: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否还需要持续,有人说中小企业受影响很大?是否需要再加息?
李佐军:从紧的货币政策持续与否,取决于通货膨胀是否抑制住了。如果有一天通货膨胀被抑制住了,物价回到了正常的水平,那么从紧的货币政策就可以放松。
从紧的货币政策中,“加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加息目的在于控制物价,另一方面,加息势必对企业发展带来压力、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在考虑是否再“加息”的问题时,政策决策部门需要“两害之中取其轻,两利之中取其重”,充分权衡利弊,进而做出决定。毕竟“加息”涉及企业经济发展、人民币等很多方面的问题。
现在“外资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可谓无孔不入,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需要多方努力。我们需要防止“快进快出”的情况出现,对一些流动性比较强的行业,如房地产、股市,尤其需要加以控制。
张晓晶:目前还应该维持从紧的货币政策,尽管可能影响到一些中小企业,但如果这个影响只是局限于局部个别企业,而宏观层面没有太大影响的话,短期内没有必要修改货币政策。对于一些受到影响的中小企业,可以采用比如小额贷款等其它一些方式,来解决困难。
此外,我也比较支持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这可以对冲外部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至于加息,短期内没有必要再调整,这也可以称为“隐而不发”吧!
《21世纪》:财政政策是否可以发挥有效的作用,比如减税?比如纺织行业提高出口退税率?
李佐军:财政政策能够发挥有效作用,只是比货币政策见效要缓慢一些。
我们不妨把稳健的财政政策稍微做些调整,比如变得较为积极些。一种途径是减税,通过税收等对企业或居民的主体分配变化来发挥作用。同时,增加对社会公共财政(科教文卫)方面的支出比例,这是切实可行的第二种途径。
张晓晶:财政政策可做一些结构性的调整,比如通过结构性的减税来降低企业成本等等。
提到出口退税,我国目前的一些行业是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对于一些行业,没有必要再实行出口退税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优胜劣汰的产业清洁机制。
《21世纪》:成品油价格是否需要继续上调?继续推高物价怎么办?下一步怎么调控?
李佐军:目前我国成品油价格严重与国际油价不相符合。如果不上调成品油价,市场需求得不到抑制,国家财政补贴负担过重、企业和老百姓用油浪费等现象得不到控制。
现在很多炼油厂,生产缺乏积极性,导致油荒,排队买油。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事情的另一面是,成品油价格继续上调,必然导致物价上涨。所以虽然成品油价格应该而且需要上调,但涨到什么程度,这又是一个需要权衡各方面利弊的命题。
当前来说,政策的组合是多方面的。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该提高利息就提高利息,该控制信贷就控制信贷。调控的力度、时机的把握都非常重要。
对于财政政策,我们可以采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向公共财政转型的方式进行。
张晓晶:如果下半年的通胀压力有所缓解,油价、电价在一个可以容忍的限度内的话,是应该继续上调的。但是,这种价格调整必须控制在不加剧通胀压力的限度内,所以可能也只是微小幅度的调整。
我国今年在消费层面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下一步主要还应该是在供给层面采取一定的措施,比如提高对企业的激励,结构性减税,减低生产成本;再比如,油价、粮价的改革应该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