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前后发生的几起大的突发事件：4·28胶济铁路事故、5·12汶川大地震以及7月1日的上海袭警案，都没有再像阜阳手足口病疫情一样，在信息公开问题上成为众矢之的。
前所未有的速度这三起事件的一个共性，是从事件的发生到第一条信息的披露，都没有超过5个小时。
5月12日14时46分，新华网发布了5·12地震第一条公开的消息，此时距离地震发生刚刚18分钟。
此后，新华网又在4个多小时内，连续发布了以下的信息：地震发生后1小时22分，成都军区已派人前往震中；震后1小时27分，胡锦涛作出尽快抢救伤员的指示，温家宝赶往灾区；震后1小时32分，民政部已经调拨5000顶帐篷支援灾区；震后2小时21分，国家地震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张宏卫通报，国家地震局已经启动一级预案，一支180人的救援队伍已经集结；震后4小时54分，人们在电视画面中看到，温家宝已经抵达成都。
有关上海袭警案的第一条信息，在事件发生2个多小时后，出现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网站上。而在大家广为关注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动机的信息公开上，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插曲——7月1日下午4时左右，上海市公安局在网站上对杨佳犯罪动机的披露为：“据杨某交代，其对2007年10月因涉嫌偷盗自行车被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审查一事不满，为报复公安民警，实施行凶犯罪行为。”
但在当晚7时左右，“报复行凶”的内容从网站上撤下，此后几天的信息披露再没有出现这种说法。
在7月2日上海市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陈启伟对此解释说，此通报内容是根据杨某的自述而来，但由于公安部门的审查尚未结束，无法证实杨某的说法是否真实，因此将此内容撤下。
有人对这种“过程公开”的做法表示赞赏，也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披露心切、思虑不周“犯下的错”。
有关4·28胶济铁路事故的最早报道，出现在4月28日9时11分，此时距离该事故的发生不到4个半小时。第一个涉及伤亡人数的报道出现在当日11时31分，当时披露的死亡人数为43人；14时46分，新华网的报道称：4·28事故已初步排除人为恐怖行为，澄清了在这一事件上的最大的流言。
15时12分，新华网公布了对此次事故的性质认定；15时13分，济南铁路局局长陈功、党委书记柴铁民被免职审查的消息在媒体公布；4月29日2时41分，新华网报道了胶济铁路正式恢复通车的消息。
信息公开背后的逻辑一位传播学专家认为，越是影响重大的事件，越要求信息的及时公开，因为重大事件的广受关注和本身的复杂性，都为流言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对付流言的一个办法，就是要比它走得更快。
5·12地震发生以后，“一些地方要发生地震”的流言甚嚣尘上。所涉省份地震局赶在这些流言扩散之前，将正确的信息通过手机短信等形式向社会发布，迅速消除了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恐慌。
4·28铁路事故和上海袭警案不得不面对人们对事件发生原因的猜疑。前者指向恐怖袭击，后者则指向凶手的动机。上海一位市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凶手的作案动机公布之前，人们甚至通过寻找近期几起重大事件发生日期之间的联系，联想这一事件背后的玄机。听到政府的调查结果后，他形容自己“长吁了一口气”。
公开信息所带来的一个有利局面是：信息的供应方和需求方，不必再在确认事实的层面上耗费太多的精力，可以全力处理事件本身。而因信息披露迟缓被广泛质疑的阜阳手足口病事件带来的一个恶果是：所有与核心事实有关的人员，特别是医务人员，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接待一拨又一拨的记者上。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要屏蔽信息变得越来越难。人们比以前更易获得事件的蛛丝马迹，在主流渠道的信息发布之前，这些蛛丝马迹极易在人们想象力的发酵下，按照公众的传播兴趣发展成流言。流言愈演愈烈，往往会带出公众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处理不当甚至会引发更大波动。
5·12地震的信息公开，从诸多的信息来看，得益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推动。媒体的镜头下，总理温家宝在飞往灾区的专机上部署抗震救灾的方案，已经向全国民众传达了信息公开的最强烈信号。
四川省国资委政策法规处处长王可今，地震期间在四川省都江堰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媒体接待工作，省委领导给他的一个总的原则是：任何采访要求，都要尽量满足。
5·12地震的信息公开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对国外媒体也基本不设防，地震现场经常能看到各种肤色的外国记者。王可今认为，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报道角度，但尊重事实是新闻媒体的立足之本。
“所以，我们并不担心。”王可今说。事实证明，此一举措在国际上引发了超乎预想的好评。
信息由谁公开？但在上海袭警案上，人们至今还对上海市公安局公布的杨佳的作案动机充满怀疑。
虽然上海市公安局否认了有关警察殴打杨佳的传言，并将在网上散发“警察打伤杨佳生殖器”信息的郏啸寅捉拿归案，但仍然打消不了人们心里的疑问。
网上流传的主要疑问有：如果果真像上海市公安局在7月7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警方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始终文明执法，杨佳为何要打“110”叫来督察？发布会说督察来到芷江西路派出所“了解情况”，到底是了解什么情况？杨佳为何又在行凶时一再地问“督察在几层”？如果警方没有过错，闸北公安分局怎么会同杨佳商谈赔偿事宜？
在这一系列疑问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更大的疑问：上海市公安局作为当事方之一的上级单位，充当事件的调查方和信息的发布方，是否合适？
胶济铁路4·28事故后相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的做法，或许能为此案提供一个借鉴。4·28事故的联合调查组，既包括事故当事方济南铁路局的上级单位铁道部的工作人员，又有国家安全监督总局和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人员，调查组组长则由独立于当事方的安监总局局长担任。业内人士分析，4·28事故的相关责任人能在短时间内受到处理，与这种联合调查的机制不无关系，它的一个明显的好处是可以将当事人置身事外。
事实上，在袭警案上，有人曾经建议将检察机关和人大拉入联合调查的范畴。
也有学者建议，通过放开对当事人的采访限制，使双方的信息在充分地释放中还原事实的真相，这可以部分弥补由事故相关方调查和公布信息所带来的缺陷。
事件仿佛终结，争议仍然不止。核心要点是，政府信息及时准确公开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公众利益得到维护的程度。(记者韩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