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向银监会建议放开小额贷款公司的存款业务，并且成立行业协会，实行两级监管体制。”7月23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北京大学与花旗银行合办的“青年金融家领导力”夏令营中说。

　　他表示，在中国，小额贷款还处于微利状态，如果没有低成本的资金来源，行业将难以实现盈利。

　　赢利困境

　　此前，央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曾透露，国内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最高达到了23%。而世界银行的经验是，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小额贷款的均衡利息率是15%-20%。

　　人民银行的有关文件规定：利息大于或等于银行同期贷款利息4倍就属于高利贷行为。现行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7.47%，四倍则为29.88%。虽然国内的小额贷款还算不上严格的“高利贷”，但与银行利息相比仍然高出不少。

　　高利率是否给小额信贷公司带来了高利润？茅于轼算了一笔账。

　　1993年起，茅于轼就在山西省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用500元自有资金开始了他小额贷款的尝试，目前，注册资金已发展到100多万元。

　　这个小额贷款基金每年的成本构成是：贷款利息率是18%，资金成本6%，坏账准备金2%，办公费用、职工工资、通讯费用、房租等6%，折旧费1%。算下来，每年的盈余达到3%，勉强能够实现盈利。

　　“这还没有考虑到融资成本，我个人也不在这个公司拿工资，不少办公设备也是捐赠的，每年公司员工还会到北京来接受培训，再加上培训费用，就赚不了，也亏不了多少。”茅于轼称。

　　如此看来，即便是较高的贷款利息，小额贷款公司也只是微利。茅认为，这是因为小额贷款的额度小，风险大，占用人力多，最后就成了高成本。

　　另一位业内人士也赞同茅的观点，小额贷款公司跟城市的银行没法比，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来放款、监督和催款等等，光只人力成本这块，就比城市的银行要多很多。

　　“很多地方做了低息小额贷款的试验，结果都失败了。建议小额贷款低息的人，虽然在道德上占据了优势，但却是典型的为了穷人说话却害了穷人。”茅于轼表示，农户贷款的劳动机会成本几乎为零，没有小额贷款，农户的劳动就没有机会产生效益，而且，农户是不雇佣劳动力的。

　　建议放开存款业务

　　据记者了解，世界上很多小额贷款公司的回报率能够达到20%以上，最好的能达到30%。

　　“那是因为它们规模大，而且能吸收到存款，或是从大银行得到大笔的优惠贷款，有低息的资金来源。”茅于轼称，小额贷款公司在中国还是一个微利行业，要维持盈利，就要维持较高的贷款利息率，并且吸纳低息资金。

　　根据茅于轼的测算，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如果没有低成本的资金，如小于6%的年息，或一个村的小额贷款公司规模达不到400万元，很难盈利。以他的试点公司为例，如果能够以一比五的比例借到整批贷款，利润将放大五倍，即15%。

　　“自有资金放款是没有吸引力的，因此，必须要放开小额贷款公司的存款业务。”茅于轼说。他向银监会提出建议，可以根据每个公司的实际情况，在经营达到一定时间后，从中挑选优质企业，允许其开展存款业务。

　　但目前，监管部门还不允许小额贷款公司吸收存款。

　　小额贷款公司现由银监会进行监管。不过，茅于轼建议发挥民间监管组织的作用，成立行业协会，由银监会来监管行业协会而非直接面向小额贷款公司。而且，社区组织是最好的农村监管机构，让社区发挥一定的监管作用，是成本最低的监管方法。一位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目前有3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已经具备了成立行业协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