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18个月的红、黄灯之后，财政收入终于在7月进入了绿灯区。近年来，财政收入的增长长期大幅领先于GDP的增长，这一现象更多的被解读为我国税制设计的不合理造成的，因此呼吁减税的声音不断出现。这种呼声得到了政策的回应，今年年初几项涉及减税的改革得以实施，到了7月政策效果初步显示出来，财政收入特别是税收收入的增长明显放缓。这里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我们以财政收入增长过快为由来要求减税，那么现在财政收入进入绿灯区之后是否意味着减税的政策已经完结？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众所周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两个因素是投资和出口。近年来大量商品出口退税率的下调使得出口对于税收收入增长贡献加倍。对于投资来说，我国低下的投资收益比使得较高的GDP增长背后是更高的投资规模，而大部分税款的征收在投资的过程。所以我国经济的确存在着税收增长超过GDP增长的潜在可能。

　　税收收入增长过快不应该是减税的理由，减税政策所关注的更应该是宏观经济的起伏。将减税作为核心经济政策的里根，在其担当美国总统的时代，财政赤字无论从规模到增长速度都可被称为惊人，但却从来未曾动摇其减税的决心。税收在这里已经不再是一个筹措政府收入的工具，而是作为引导宏观经济从衰退走向繁荣的明灯。财政收入的多寡、增长速度的快慢不仅不是减税的决定力量，甚至必要条件都算不上，以它来证明减税的合理性无疑是错误的。

　　拉弗曲线是里根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武器，从理论角度，拉弗曲线由于自身的缺陷并没有得到学界普遍的认可，但它却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思想，即税率与税收收入的关系并非是简单一一对应的关系。在最优征税点左右都能达到相同的税收收入，但其对应的经济规模却是不同的，低税率在达到同样的税收收入时所形成的经济规模是高税率难以企及的。

　　里根是拉弗思想有力的执行者，在他执政的8年里减税政策贯彻始终。1981年出台的《经济恢复税收法案》是减税刺激经济思想的第一次全面实践，这一法案是完全意义上的减税法案。它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明显的，1983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982年的2.5%一跃而至3.6%，而到1984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进一步上升到6.8%，成为1951年以来最有力的增长。但是拉弗曲线认为的税收收入随经济增长自动回升的效果却没有出现，于是又有了后来的《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这一法案名义上针对着美国繁冗的税收法规，实际上是政府主动扩张税基的行为。

　　里根政府一直处在巨额财政赤字的阴影之下，仍然坚决推行减税政策。因为他明白宏观经济处于衰退和通胀并存的恶性循环之中，唯有以减税为武器对经济产生一个外部冲击，促使经济走入下一个良性循环周期。我国目前所处的情况与里根时期有些许相似，宏观经济经过多年的增长进入了下行周期，而各种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使得通胀随之而来，滞胀是一个人们不想去谈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需要减税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对税收收入迅速下滑的担忧阻拦着政策的推出，我们认为，税率的下调并不必然带来税收收入的等量甚至超量下滑，经济增长带来的税基扩张效应可以抵消部分的税收收入的减少，而保持现在的这种高税率也可能带来经济衰退、税基减少、税收下降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