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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专辑》总分析师张毓波告诉记者，在2006年至2008年的2月份已有599家企业外迁，同时在从2月份到今年的7月份，可能他们也发现大约有300家企业有这种意向，形成了从广东向中国的中西部延伸的这种态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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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一些对产业转移先知先觉的城市，为了能吸引更多外迁企业来自己这里安家落户，也正忙着改善当地经营环境，调整资源配置，近期有诸多的珠三角的电子制造产业，对千里之外的成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
(记者：姜龙飞摄像：张小明)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保一控”目标下的中国经济，眼下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波产业转移热潮，在一些企业看来，转移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甚至有人说，现在有四方面因素在逼着他们搬家，其中包括劳动力紧张、原材料成本上升、土地紧缺、信贷紧缩，其实，这种转移不管是否情愿，都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面对经济环境变化，企业怎么才能变被动为主动，从产业转移中找到新的发展机遇？今天我们就到深圳，了解一下当地电子制造企业搬迁的情况。
深圳众多电子加工制造企业向外地转移，甚至出现集体“抱团”迁移记者在广东惠州市见到田在军时，他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做了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表白。
惠州市新战线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在军：“从目前来说是可以挺一段时间不迁的，但是如果说企业想做长久的话，就一定要迁。”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其实田在军的企业原本是在2004年刚刚从深圳搬迁到了惠州，而今，他又有了更新的一步搬迁计划。
田在军：“我们去的那个区域是不发达的，是闽西，闽西地带，那么这个区域我们踩了一个优势是什么，靠近广东。”
从惠州搬迁到闽西地区，第二次企业搬迁，让田在军有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他三个月前只是将用工量很大的组装车间搬迁了过去，而企业的其他部分，他也有了一个明确的计划。
田在军：“核心这一块我可能是不打算搬走，跟制造业单纯以制造为主的，我们可能会随着时间的迁移，我们会按照自己的进度，去逐步去搬迁。”
记者在深圳见到赵勇的时候，他告诉记者，他近期正在忙着企业在国内的战略布局。
记者：“在我的身后就是盛博公司的一个分布图，我们注意到，公司的总部是位于深圳的高新区，同时在全国各地有北京、上海、西安等9家分布，赵勇将这种分布称为这个技术转移，在他的认为，他就是要将自己的技术支撑以及这个服务支撑，与这个市场更加亲密的接触，同时他计划着，结合这9个城市不同的特点，不同的产业分布，将组建更加高端的科研团队。”
深圳市盛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勇：“实际上估计每个这些城市，我们先是服务的地方，到最后如果条件成熟，我们都可能在那里设立一个就是说，具有当地这种行业专业特征的开发以及支持的这种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赵勇的盛博公司是一家生产嵌入式计算机的企业，面对着企业现在的国内布局，赵勇并不满足，他近期还会加快企业再次延伸布局的举措。
赵勇：“那么首先在北京这个圈里面我们偏重于软件部分，就是在开发上海这一带，我们就根据大的制造业的这种特征的，措施设备等等的这一类的，那么包括成都，实际上成都的话，我们认为在那软件也是一个很好的。”
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虽然形式与方法各有不同，近期深圳出现了众多的电子加工制造企业大批向外地转移的趋势，甚至是出现了有步骤、有计划地集体“抱团”迁移。
《电子工程专辑》总分析师张毓波：“那么在2006年至2008年的2月份已有599家企业外迁，那同时在从2月份到今年的7月份，可能他们也发现大约有300家企业有这种意向。”
记者：“是电子产业？”
张毓波：“对，都是电子产业。”
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也是国内电子制造业的一个大本营，这里不仅靠近海外市场，交通便利，物流发达，更重要的是，多年来的发展和积累，已经在深圳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电子产业格局，从基础原器件采购，到组装生产，再到批发销售渠道，各个环节应有尽有，可如今，这些电子企业怎么会舍得离开这块曾经帮助它们创业的宝地？
田在军：“原材料的成本翻了一倍以上，那么再有就是这个用工成本，工人的这个整个的工资按照这个整个珠三角的标准是至少一年要涨一次，那么从04年到现在我们的基本工资大概是涨了80%。”
田在军经营的是一家生产电脑配件的企业，近期猛升的成本压力使得田在军苦不堪言，企业的上半年已经亏损了280万元，依靠产量扩大来维持生计的办法，如今又受到了土地资源的限制。
田在军：“因为这里没有我可以利用的地方，资源方面也没有，场地方面也没有，那么我就势必要搬，实际上现在，我们刚刚去转了一下，现在整个工厂是非常非常拥挤，那么我再想在这里发展发展不了，但是我如果不发展的话，我这个企业，我们就要不进则退。”
左右为难的田在军，终于在今年上半年做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在福建省的西部再建造一个制造基地，这样即可以靠近广东省完善的产业链条、营销网络，又可以在短时间降低成本，蓄势待发。
记者：“两年前田在军将自己的企业从深圳迁到了这里，企业的规模整整扩大了四倍，而在田在军的计划中，他要在近期将企业的制造基地迁到福建，规模也将扩大的十倍，而位于惠州的总部也逐渐将转化成销售、研发和科研的一个中心。”
对于田在军来说，这次搬迁不仅仅是扩大企业产量，劳动力成本的降低也是毋庸置疑的。
田在军：“员工的开支大概有比这边低30%、40%，三年五年之内肯定是看得到的，能实实在在看到真金白银的。”
记者：“30%、40%差不多？”
田在军：“30%，甚至50%可能还要高一些。”
同时，惠州现在比较便宜的地价是300多元左右一米，这与田在军迁入地的地价有着巨大的差距。
田在军：“像我们现在锁定那个目标的地方，它可能才十几元钱，十几块钱一米，那十几块钱一米和三百多块钱一米的话，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土地价格每平米10几元钱与300多元之间差距，对于田在军来说就是现实诱惑，再加上许多迁入地政府所提供的诸如税收、能源等配套的优惠政策，这些都成为珠三角诸多企业无法抗拒的诱惑。
田在军：“在东莞和深圳也好，包括我们惠州也好个，和我们配套的供应商，大部分已经在，什么安徽、江西，甚至湖北，江苏已经开始建分厂。”
在企业纷纷外迁的时候，不同的企业有着自己不要同的思考与茫然，而提前完成制造外迁的康佳则已经品尝到了制造业外迁的甜头。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刘凤喜：“就是跨越到21世纪，其实我们的彩电的产量内外销加起来就已经是在1000万台这样一个水准，这其实就是整个这个布局和我们发展战略取得的一个成果，所以这个还是以，对我们来讲，体会还是比较深。”
其实早在1992年起，康佳集团就开始了利用低成本扩张的模式，先后建立牡康、陕康、莞康、安康、重康等生产基地，刘凤喜告诉记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康佳就已经完成了在全国的战略布局。
刘凤喜：“因为内地的各个方面的成本是相对来说还是可控的，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能够吸收，同时我们又没有放弃掉我们在深圳的这种信息和创新和人才的优势，这样的话实现了一个沿海和内地的优势互补，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如今，在康佳决策层的心中，这五大生产基地已经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他们近期正在筹划着新的布局。
刘凤喜：“最新的我们考虑的是生产布局，主要是向上游来走，我们在上游的液晶屏这个领域，要布局我们的生产能力和制造能力。”
虽然处于考察、谈判阶段，刘凤喜对于康佳这个新的制造基地充满了期待。
刘凤喜：“那主要是在这个华东和华中地区，在中国的中部，因为这个地区属于是运输是属于四通发达，并且生产配套相对完善，那么人工成本和各个配套的成本相对可控。”
刘凤喜告诉记者生产鼎盛的阶段，深圳康佳最大的产能是300多万台电视机，伴随着90年代中期，生产基地逐步的向内地搬迁，这些生产电视机的产房也在搬迁的过程中慢慢的完成了自己职能的转换。
记者：“这里是深圳康佳集团的一条手机生产线，在这里每天大概可以生产出24000部这样的手机，在这里我了解到，这条生产线也是康佳集团在深圳的唯一的一条生产线，而原来用于生产彩电的那些厂房如今都已经变成了研发中心。”
那么，珠三角这些纷纷走出去的电子企业到底又会走向何方？
《电子工程专辑》总分析师张毓波：“就是形成了这种从广东向中国的中西部延伸的这种态势，那么同样我们也看到，就是广东省的话，以他周边的一些城市，包括江西、湖南、广西和贵州也建立了一些合作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意向。”
作为《电子工程专辑》杂志的总分析师，张毓波对于珠三角的电子制造业的发展有着多年深入的研究，他告诉记者，现在珠三角的电子产业基本上呈扇形外迁，在这其中，一些高附加值的电子企业还有跨越度更大的选择。
张毓波：“就是说一个趋势就是说向一些高效集中的，向一些具有人才优势的一些地方，像包括陕西省的西安，那么四川省的成都，和湖北省的这个武汉。”
走在外迁的路上，电子制造企业还会遇到怎样的困惑？在深圳，外迁不仅大幅降低了电子制造业的土地和人力成本，还有一些企业通过产业转移，完成了自己在全国的战略布局，这就像下棋一样，只要自己的车马炮能比对手早一步放到位，接下来的棋局就能步步赢得主动。不过，离开了深圳，面对陌生的环境，这些企业也遇到不少的困惑。
惠州市新战线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在军：“政府的这种政策是摇摆的，就是说它本身，它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它没有清晰的一个点就是说这个事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它是没有的，它是有很大变数的，让我们没有安全感。”
各地政府制定的优惠的招商政策，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是很多企业非常发愁的一个问题，与此同时迁入地，产业链条的不完善也让许多企业犯难。
深圳市盛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勇：“问题就是可以说产业配套不好嘛，别说我们去到那里，我们要买元器件，比如说我们前端，它很不方便，他都没过去，一个就是我们做好我们的东西以后，你要运输成本，物力成本也很高。”
记者了解到，企业外迁之后，一个相对完善的产业链条的形成需要比较漫长的时间，成本优势也将是短期的，再加上物流、人才、文化对接等诸多现实困难的存在，所以，企业在外迁的选择中要格外的谨慎。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刘凤喜：“是不是适合自己，这是个很关键的，一定是在创新的基础之上，抓好自己的创新和价值经营的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够去利用我们内地地区的成本优势，而且，不要单一的成本优势，而是综合的成本优势。”
《电子工程专辑》总分析师张毓波：“那么我们当企业进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不能光考虑到一些人力成本，考虑一些土地成本，或者说一些政策，我们现在必须整个关注的是整个你过去以后会不会当地的产业链适合你的生存，或者说适合你的发展。”
为能吸引更多外迁企业，中西部一些城市改善当地经营环境，调整资源配置走在外迁的路上，深圳这些电子制造企业需要考虑的不仅有成本和政策优惠，它们还特别看重迁入地的产业链条是否完整，而中西部一些对产业转移先知先觉的城市，为了能吸引更多外迁企业来自己这里安家落户，也正忙着改善当地经营环境，调整资源配置，我们就到地处西南腹地的成都去看看那里的做法。
记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片土地，是华为准备在成都的一个投资项目，这个项目预计今年9月份开工，这个项目建成后将建成一个大约有5000人规模，集研发与生产于一身的基地，近期有诸多的珠三角的电子制造产业，对千里之外的成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来自深圳的同洲公司是我国数字视讯龙头企业，主要从事机顶盒的生产，前不久他们就投入大量资金，在成都成立了企业的第一家分公司兴洲公司。
成都兴洲数字电视公司总经理车柯：“这是我们在成都的研发大楼基地的一个效果图。”
记者：“预计什么时候会建厂？”
车柯：“预计是今年开工，争取明年年底前投入使用。”
记者：“它这个主要承担什么功能？”
车柯：“这一块主要是我们的研发基地，管理机构，还有我们的节目制作中心。”
车柯坦言，在做出决定之前，他已经考察了十几个中西部城市，成都给出的优惠条件并不是最优厚的，之所以下定决心选择成都，并且投入2个多亿元资金，是因为他看中了这里的人才优势。
车柯：“是说成都的城市它具有多少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它是具有底蕴的，那么从科技人才的储备，人力的稳定性那么这方面都是非常强的。”
而且，同样的人才所要付出的工资成本相差巨大。
车柯：“刚刚我说的毕业两三年的这个研发人员，技术人员，可能在深圳可能要拿到6000以上的工资，而且还不一等能够挽留住它，在成都只需要三四千块钱，就能够保证一个比较优秀的技术人员，并且能够比较稳定的。”
与车柯不同，刚刚落户成都的深天马，更加看中成都相对完善的产业链条。
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工程总监王磊：“跟我们类似企业他已经带进来很多的相关的一些上下游的一些企业，这样有利于整个一个企业的一个集聚，这个应该来讲，在这个中西部的这些城市里面，成都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记者在采访了解到，成都近几年来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重点发展了集成电路和光电显示产业，国内外一大批电子制造行业的龙头企业迅速在成都形成了一个聚集效应。
成都市投资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周密：“从原料，就是原器件的这个生产制造企业，到研发设计的生产企业，那么我们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那么这些企业，沿海的企业过来以后，很容易能够找到配套的企业。”
注意产业链的配套，是成都市投资促进委员会非常重视的工作，周密告诉记者，在多年承接产业转移的工作中，她也总结出了不少的经验。
周密：“我们不仅是要承接产业转移，同时我们还要这个产业提档升级，那也一定要符合引进这个地区的，就是符合环保，符合生态需求的，而不是说，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
周密坦言，在近期沿海城市的企业外迁大潮中，成都市可谓收获颇丰。
周密：“从今年上半年来讲的话，我们实际到位的资金的话，达到了598亿，差不多600亿，那么比去年同期增长将近10%。”
搜索关键词：国际产业转移每一次产业转移实际上都是一次重新洗牌，各个地区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新的产业布局。而且不管是对转出地还是转入地，产业转移都是一次重要的机遇，能否把握住这样的机遇，通常会影响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速度。
今天我们就来搜索一下，比如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向中国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就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从而成就了我国东部沿海的经济繁荣。如今随着全球自由贸易的进一步加快，国际产业转移向着高端化、资本化和规模化的更高层次发展，产业转移的重点也由原来的加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保险业等领域转变。中国，再一次成为跨国巨头们产业转移的主要目标，东部沿海地区也会得到一次再次起飞的机会。
在过去这轮产业转移中，惠普、三星、夏普等大量跨国公司把生产基地搬到了中国，并纷纷设立研发中心。而像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以及台湾明基并购德国西门子的全球手机业务等一系列中国企业并购海外业务的现象，也很好地证明了一点，以往这些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内部的产业转移，已经纷纷开始向全球市场蔓延。
半小时观察：在产业转移中谋求双赢这一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的到来，意味着中国的产业布局将向着更高的阶段深化，从而为加快产业革新提供发展动力。国际上的这股产业转移潮，也推倒了国内的多米诺骨牌。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企业向内陆或欠发达地区搬迁，迁徙一方面变成了它们求生存、谋发展的手段，另一方面也变成了它们不得不进行的选择和调整。
这种迁徙并非人们想像的那种“逃离”，而是一种战略选择。通过片中介绍我们会发现，大部分“候鸟企业”搬迁的都是制造业务，而研发、设计等创造性和高附加值的业务依然留在了沿海地区。这样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又能保持研发的活力。
对于内陆和欠发达地区来说，大量搬迁来的企业既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又能够形成集约优势，使自己变成区域的制造中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搬迁虽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是只要方向选对了、方法找到了，就会形成一种双赢的结局。
正是片中企业所担心的那样，当企业搬到了一个地方，它就必须面对新的现实：产业链是否适合生存？配套设施是否健全？政策是否具有创造性？这些问题如果解决好了，无论对于企业还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都会形成一种良性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