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在处于经济高增长期，高增长期最大的效益是让更多的人分享增长的成果。因此，经济增长的模式上要创造一种分享的模式。再分配是个方法，但是更重要的首先是第一分配，即初级分配。前期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以投资为中心，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对于经济的高速发展，GDP的贡献较大，但是创造就业的能力较弱。因此，要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就业的增长，收入的增长，确立分享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发展的同时维护社会的稳定。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物价上涨压力虽然得到缓和，但是国际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以及经济放缓的趋势，依然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影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我国，面临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还面临着保持社会稳定的责任。如何平衡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公共服务领域中财政发挥何种作用？就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教授常修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

　　记者：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出现衰退的状况下，拉动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头戏。然而，当前内需依然不足，究竟是什么阻碍了百姓的消费能力？

　　常修泽：我认为主要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我国医疗、教育、养老、失业这套社保体系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可靠的安全网，也就是说，社保制度不健全，人们有后顾之忧。在经济学上我们称作消费预期不足。二是我个人觉得直接跟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有关，百姓收入还是较低。从这些年的收入结构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年国家财富是明显的上升，1978年我国的GDP是3600亿元，2007年是24.9万亿元，从3600亿元到24.9万亿元，这个数字增长很快。但是，从财富的分配来看，这个财富一分为三，居民拿一块、政府拿一块、企业拿一块。最近的10年，我国居民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趋势，政府和企业则是上升的，特别是政府。这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先不说人群之间的小分配，在居民、政府、企业之间，分配得并不合理。政府和企业所占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老百姓所占的比重总体上却呈现下降的趋势。

　　记者：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影响。在当前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扶持，不仅仅是暂时性的措施，而是如何形成与我国国情相符的长期机制。如何看待我国各种补贴制度？

　　左小蕾：对于低收入人群，基于我国的国情，国家并不能保障其生活的所有需求，不能搞成福利社会。如果有工作能力，与其把补贴的钱直接发给一些有劳动能力的人，不如提供工作的机会，尤其是社会保障体系运转所必需的一些简单的服务性质工作岗位，应该面向低收入人群、享受低保的人群，而不应该把这些岗位推向市场。这种方式既可以解决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供收入持续增长的机会，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另外，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对大型国企补贴，不如直接把那笔钱补贴低收入人群。从转移支付的角度来看，补贴的是大部分人群，而不是一小部分。这样既能理顺价格体系，又不增加CPI上涨的压力。

　　王小广：我国现在处于经济高增长期，高增长期最大的效益是让更多的人分享增长的成果。因此，我认为，经济增长的模式上要创造一种分享的模式。再分配是个方法，但是更重要的首先是第一分配，即初级分配。前期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以投资为中心，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对于经济的高速发展，GDP的贡献较大，但是创造就业的能力较弱。因此，要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就业的增长，收入的增长，确立分享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发展的同时维护社会的稳定。

　　记者：如何看待我国实行的最低工资水平制度？

　　左小蕾：这种制度是对劳工的保护。只要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相匹配，在中国不会影响到就业问题，因为就业从总量上来说不会变。在目前，这种制度是合适的。

　　王小广：最低工资制度，包括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都是一种保障措施，这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实行这种措施是必要的。因为现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太大，并且还呈现扩大的趋势。低收入人群收入年增长6.5%，而富人年收入增长则达到14.5%，幅度是低收入群体的2倍多，这就必须通过转移支付或者税收等再分配的方式进行调节。实际上，最低工资制度在我国现阶段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并不能起到根本的作用，我觉得还是应该注重初次分配，通过改革现有的政策措施，以实现就业最大化，走经济增长兼顾就业的发展道路。

　　记者：这些年来我国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对于医疗、教育、养老等保障体系的支出也在不断增加，但是目前财政在公共支出中所占比重仍然不足。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财政应该发挥何种作用？财政和居民支出究竟应该在公共支出中占何种比例，才能更好地通过再分配刺激居民消费，同时减小贫富差距，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社会的稳定？

　　左小蕾：如果有一个稳定的保障体系，老百姓的支出会更放心，而不是为了将来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把钱存起来，不利于消费和经济的增长。我国一直在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加大公共支出比重。居民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减少，就等于收入的增加。我国一直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但是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走向极端。

　　财政究竟能做多少？这个问题需要研究。在医疗、教育等领域增加公共支出，加强财政政策是合理的，但是多大的规模是更合理的？这也是个需要研究的问题。现在我们的经济比较好，财政收入多了一些，可以有相比以前更多的钱投入到相关领域。在推进建立保障体系的同时，更多的要提高收入持续增长。采取相应的政策鼓励生产，从生产中获得持续的收入，这是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

　　常修泽：要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我认为应从四个方面来着手：一是提低，即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二是扩中，即扩大中等收入；三是调高，即把高的调下来；四是打非，即打击非法收入。不提低、扩中，老百姓不会愿意消费。

　　王小广：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的支持，实际上是一种替换，相应地增加了百姓的收入。就拿教育来讲，当前居民负担一半以上，政府和社会承担的还不到一半。在西方，80%至90%由政府来负担，10%至20%由百姓来承担。在医疗领域，我国百姓负担60%左右，政府负担不到40%，在西方这个比例正好倒过来。我们在这方面一直努力，但是与要求还有一段距离。

　　我们不能走欧洲福利国家的道路，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模式。政府起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全部，既要保证竞争力、创造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公共支出在公共服务领域所占的比例不能太低。　（记者 庞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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