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允许“大小非”解禁后流通，并没有附加任何额外限制。现在解禁期到了，却突然提出征税，有出尔反尔之嫌。税法是重要的法律手段，而一切法律的原则没有追溯力。如果违背最初约定，征收暴利税，那么，对价是不是要重新考虑？所有一切股改决定是否都要推倒重来？那可能会造成更大问题。

　　有学者主张对“大小非”征收暴利税，以抑制解禁行为，稳定股市。监管部门对此予以否定。我认为，对“大小非”征收暴利税无助于解决当前的股市问题。

　　“大小非”通过解禁确实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一结果有违公平，特别是在广大股民忍受下跌之苦的时候。而税收可以减少“大小非”的收益，增加其减持成本，有公平的效果，但是，对于“大小非”的转让收益征收所谓暴利税，却不妥当。

　　任何变革，都有路径依赖性，“大小非”解禁是资本市场改革必须承受的代价之一。股权分置改革，是几乎所有人都认可的改革方向，在上市公司推行改革时，“大小非”在未来解禁获得了股东大会通过，所有投资者对此事都十分清楚。允许“大小非”解禁后流通，并没有附加任何额外的限制，包括征税。现在，解禁期到了，却突然提出征税，有出尔反尔之嫌。

　　税法是重要的法律手段，而一切法律的原则没有追溯力，否则，人们对于明天会面临怎样的情况，就没有了稳定预期，行为就会紊乱。所以，税收虽然有公平的内在职能，但是如何运用，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主张对“大小非”征收暴利税的专家，还同时主张对于已经解禁的“大小非”，追溯征税，显然违背了法律的基本精神。

　　“大小非”的暴利税，属于对股票转让所得的课税，虽然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对个人转让股票所得课税，但是法律同时明确，对于这类所得的税收“暂不征收”。如果连股票转让所得都还未征税，对“大小非”的暴利征税的依据又何在呢？

　　对于实体投资来说，暴利确实存在，也相对容易确认，比如对石油、石化企业征收的红利税，就是对暴利的课税，此时暴利容易认定，因为其他企业不能进入这个垄断的市场。可是股票投资的收益中包含了承受风险的回报，风险回报率多高才算是暴利，纯粹是“仁者见仁”的主观感受。

　　即使认定暴利存在，暴利税还存在难以克服的征收技术难题。暴利税的基础是利润，利润是收益(出售收入)与成本之差，收益是明确的，但是核算“大小非”的成本却困难重重。“大小非”的股票来源复杂多样，不少是土地作价入股形成的，当初土地的价格很低，可是多年以后增值巨大，需要重新估算；“大小非”长时期持有股票，而资金是有时间成本的，光是利息恐怕不能弥补这个成本；如前所述，“大小非”还承担了风险，风险成本多大，究竟由谁说了算？何况，“大小非”最初还按照承诺，支付了对价。如果连成本都核算不准确，征收暴利税就无从谈起。

　　如果违背最初约定，征收暴利税，那么，对价是不是要重新考虑？所有一切股改决定是否都要推倒重来？那样，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再退一步，即使征收了暴利税，能否达到止住股市下跌的目的呢？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比如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和资金持续流出，恐难如愿。

　　“大小非”肯定是股市下跌的原因之一，可是，“大小非”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股市下挫，没有精确估计，很难说。

　　在股权分置改革伊始，所有人都憧憬着股市会“黄金十年”，而没有理会监管层苦口婆心的风险提示，更没人预料到股市会从涨幅世界第一到跌幅第一，也许正是这种过分乐观的情绪，投资者才不在意让“大小非”很短时间后就可以解禁，也不在意对价是否合理，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股市的持续高涨上，这就为今日的难题埋下了伏笔。

　　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与宏观经济周期虽然有些错位，但是波长几乎完全一样。投资股市，如同赌未来，只有大部分人对未来经济充满信心，股市才会上涨。去年和前年，人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充满信心，但是，股市的特点是很容易放大任何利好或者利空的作用，股市的过快上涨，实际上把今后几年的经济上涨利好都提前预支了。在宏观经济放缓之后，矫枉过正似的下跌就难以避免。

　　股市是资金推动的市场，只要有资金源源不断流入，股市就会上涨，资金流出的影响则相反。人们认定国外的热钱流出是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其实，在热钱之前，国内的各种先知先觉的基金就已经开始退出市场了。这些都与“大小非”没有关系。

　　在股市持续下跌时，政府对于市场的责任，首先是制度建设。为了股市的健康发展，股市应该减少制度性风险，投资者只应该承担市场本身的风险，这样的市场才更公平。比如既然“大小非”造成了问题，就不能再产生新的“大小非”，遗憾的是，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新的“大小非”继续出现，这是应该着力加以解决的。其次，是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及时，当正规渠道的消息不通畅时，小道消息就会乘虚而入，“假作真时真亦假”，久而久之，市场对于真正的利好也就麻木了，市场会变得更不稳定。同时，要不断提示股市风险，对风险应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王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