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4日上午，北京宣武区一间餐厅内，十多位老同志围坐，时而深情回忆，时而热烈讨论。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中国人民银行离退休干部局“老银行工作者金融学习研究组”。

　　“这是我们的第三次讨论活动了，我们最近关注的主题是当前金融形势和金融改革30年回顾。”研究组三位负责人之一、央行原教育司司长李皓原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而另两位负责人为曾任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的赵海宽和曾任央行货币发行司副司长的戴志强。

　　“金融方面，我们现在需要中期规划和体制改革。短期内的问题，如现在讨论较多的建立中小企业银行，我就想能否利用已有银行更好地发挥这方面作用，而不一定另起炉灶呢？”80岁高龄的央行原金融管理司副司长蒋黎这样说。

　　央行原计划资金司副司长钟起瑞亦是这个学习小组的成员，他上周为我们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信贷改革和两次通货膨胀的情况，今天，我们将聚焦在上世纪90年代。

　　1“三角债”难题

　　《第一财经日报》：我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企业拖欠货款的现象，但1989年以来的“三角债”，规模之大、来势之猛、后果之严重都是没有过的。人们记得，1991年朱?基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清理“三角债”。

　　钟起瑞：当时朱?基副总理兼任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组长，我当时兼任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具体操办清理工作，体会很深。说是“三角债”，可拖欠范围远远超过“三角”，全国几十万户企业都卷进债务链条，清理难度可想而知。

　　1990年3月开始，国务院便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清理“三角债”，基本思路是从债务链末端开始，银行给欠人货款的企业贷款注入资金，要求专款专用还债，以此类推，向上一家家打通。当年清理了1500多亿元，一些企业从债务链条中脱身出来，不过有的清掉旧债又发生新债。

　　1991年我们统计全国的“三角债”有3000多亿元。不少企业不具备贷款条件，平时借不到贷款，一到清欠时银行就会注入资金。有些企业即使能借到贷款或者有现钱，买了商品后也不付钱，因为借款要付利息，拖欠货款则不计利息，所以出现了“拖欠有理，拖欠有利”的话题。

　　针对这些情况，国务院提出要针对“三角债”的三个源头组织清理。这三个源头一是固定资产投资缺口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477亿元，同期投资项目到位资金2965亿元，没到位的512亿元就是靠拖欠供货企业、施工企业的货款来弥补的。二是企业亏损严重。1990年末，粮食、商业、外贸和预算内国营工业生产企业未弥补的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约为500亿元。据银行调查测算，潜在亏损比账面亏损更严重。这些企业要继续生产就得拖欠供货企业货款。第三个源头是产品积压。截至1991年6月，全国县以上工业企业的产成品已超过正常库存800亿元左右。这些商品物资无法转化为货币，为了维持生产，只有靠拖欠货款。这三个源头涉及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加上企业信用观念淡薄，商品交易秩序紊乱，这些都是“三角债”形成、发展的原因。

　　《第一财经日报》：当时有人提出银行信贷资金压缩是“三角债”产生的原因。

　　钟起瑞：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从1990年至1992年，银行注入812亿元贷款来解开债务链。由于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矛盾和不守信用行为没有得到根本治理，光靠注入信贷资金会“清而不止”，在某种程度上还助长了“前清后欠，越清越欠”的现象发生。以煤炭行业为例，那几年银行每年都要帮他们清欠一两次，有一年拿出40亿元贷款，让冶金、化工等企业归还拖欠的煤款，结果拖欠的煤款反而以每月平均10亿元的额度上升。

　　2票据贴现市场作答

　　《第一财经日报》：但“三角债”难题也促使我国票据贴现市场的发展大大加快了。

　　钟起瑞：对。其实早在1984年，央行就颁发过商业汇票承兑贴现办法，并在一些地区推行，有一段时间因为少数企业、银行和违法犯罪分子内外勾结，利用商业票据承兑贴现套取或诈骗资金，所以推行时间不长就纷纷停办了。

　　在清理“三角债”过程中，我感到应该实行商业信用票据化，把债权、债务双方信用以票据形式约定还款期限和条件，对违约者予以处罚。我就建议规范发展票据承兑、贴现市场。对商业票据实行银行承兑、贴现和再贴现，把分散的企业信用引导到银行信用的轨道上来。即购货企业一时没有现金，可向银行申请开承兑汇票，等于是银行给它作了担保，然后它可以把汇票给供货企业。

　　调研中，广东有个老板告诉我，开银行承兑汇票比贷款成本低很多，有效防止了拖欠，也有效解除相互拖欠对企业、银行和国民经济的困扰，也有利于把信贷资金集中用到增强有效供给上。

　　《第一财经日报》：这样用市场疏导的办法，“三角债”的症结反而打开了，至少大大缓解了。

　　钟起瑞：1994年7月央行发布了商业汇票承兑、贴现和再贴现的规定。同年11月，央行第一次安排200亿元再贴现资金，推动全国票据承兑、贴现的发展。强调优先支持产供销关系比较固定的重点行业资金需要。当时确定首先对煤炭、电力、冶金、化工、铁道五个行业和棉、糖、生猪、茶叶四个品种，推行商业承兑汇票结算。商业票据经过商业银行承兑或贴现，资信度高、流通性强，很受企业、银行的欢迎，以后很快在全国各地全面推开。

　　再以煤炭行业为例，全国国有重点煤矿平均每月实现的销售收入，由使用承兑汇票前的34亿元猛增到1995年的140多亿元，货款回收率由原来的近30%上升到95%以上。1997年，企业签发承兑汇票4600亿元，商业银行贴现2740亿元，央行再贴现1332亿元，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运用商业票据实现的销售收入已占销售总收入的70%以上。

　　3“约法三章”出台前后

　　《第一财经日报》：1989年10月开始，我国工业生产连续几个月出现负增长，商品销售疲软，为了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央行贯彻了“从紧方针不变，适当调整力度”的精神，1991年又强调优化贷款结构，盘活资金存量，落实“区别对待，扶优限劣”的政策，不过1992年后又形成了新一轮通货膨胀。

　　钟起瑞：我在1992年底发现，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大幅上升，居民对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增大。

　　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强劲扩张势头，许多地方掀起一股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和股票期货投机热的风潮，“泡沫经济”开始显露。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生产增长速度逐月攀升，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8.6%，工业总产值增长23.6%，银行各项贷款增长22.5%，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37.3%,流通中的现金在上年增长36.4%的基础上又增长35.3%。这两年增发的票子比建国42年来所发的票子还多1.87倍，零售物价分别上涨13.2%、14.7%。

　　《第一财经日报》：“三热”风潮的资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钟起瑞：1993年5月我随总行领导到几个省市调查，发现许多地方，省、地(市)、县各家银行在加快本地经济发展和小团体利益的驱动之下，未经核准层层设有拆借中介机构。回京后我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有1170家之多。

　　同业拆借市场本是调剂商业银行头寸余缺，使金融体系超额储备得到充分运用的场所。但这些拆借中介机构的拆借期限一般为3个月，长的达3至5年，完全改变了调剂头寸余缺的性质。截至1993年5月末，违章拆借达1500多亿元。拆借资金真正用于解决头寸困难的仅占22%，绝大部分拆借资金成为“三热”的资金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所以清理整顿违章拆借也就成了治理通货膨胀的一大方法。

　　钟起瑞：是这样。为加强同业拆借市场的宏观管理和引导，1993年央行及时果断地实施了“约法三章”，即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已违章拆出的资金要限期收回；任何金融机构不得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立即停止向银行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银行要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脱钩。随后在全国部署整顿同业拆借秩序，开展清收违章拆借资金。

　　到1993年末为止，共清理收回违章拆借资金800多亿元，并及时将这部分资金用于补充商业银行头寸不足、支持农副产品收购和大中型企业适销产品的生产。对“三热”釜底抽薪，有效遏制了“三热”的势头。我发现，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很快由年息20%以上降到14%以下。

　　4管“虎”治“狼”

　　《第一财经日报》：不过在“堵”的同时，当时国有银行的资金融通效率并不高，资金市场仍有其内在需求，这恐怕还需要制度建设。

　　钟起瑞：1995年1~3月，我带工作组到海南、北京和天津调查。同年7月，我又作为国务院固定资产投资检查组成员到广东、福建检查。我发现此时非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证券交易场所，假借证券回购之名，“买空卖空”，乱拆借又死灰复燃，全国约达2000亿元之多。乱拆借资金绝大部分依然投向了高风险、高投机性的“三热”项目，成为新一轮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的资金源头。当时有人戏称：“还没管住四只虎，又跑出一群狼。”

　　我感到光靠行政手段堵“漏洞”，不从市场体制机制缺陷上解决，很可能陷入“混乱?整顿?再混乱”的怪圈。当年7月31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书面汇报固定资产投资检查情况中，纳入了我提出的意见：“对金融机构和社会资金的流动，应采取有疏有堵的方法。在强化管理的同时，要开辟疏通资金渠道。把各种金融机构的拆借活动纳入统一轨道。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融资市场。对各种金融机构实行计算机联网。资金余缺调剂，统一报价、统一交易，以利于宏观管理和调控。”国务院常务会议当即拍板同意。央行党组指定由我继续负责组织建立同业拆借的组织和运作体系。

　　1996年1月开始，全国同业拆借市场主体实行计算机联网，统一在网上交易，实行市场化利率。各省市同业拆借中介机构停办自营业务。同业拆借市场的公开性、可控性增强，使同业拆借利率、备付金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成为现实。

　　《第一财经日报》：货币政策作为主要宏观经济手段之一，与其他宏观政策相融合，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期的这一轮宏观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您能总体梳理一下吗？

　　钟起瑞：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2年下发8号文件，1993年下发6号文件采取的16条措施，成为扭转当时经济金融形势的重大转折点。从1993年7月开始，央行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即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目标，努力使物价涨幅低于经济增长率；确立适度的货币信贷计划，保证在控制物价涨幅的同时，促进经济保持一定速度增长。央行在努力实现既定货币政策目标的同时，必须兼顾金融体制和商业银行经营方式的转变，加快货币信贷调控方式由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的转变，特别是针对1993年上半年一度较为混乱的金融秩序，采取一系列行政措施。强化金融监管，刹住乱拆借、乱集资、乱提高利率的歪风。经过四年多适时适度的调控，国民经济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达到预期的效果。

　　5央行调控体系完善

　　《第一财经日报》：1993年12月，国务院发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要“建立一个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调控体系”。这一时期央行采取了哪些主要措施呢？

　　钟起瑞：第一，增强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主动性。1993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将贷款规模控制权、再贷款分配权和基准利率调节权等统一集中于总行。从1994年开始，先后停止财政部的透支和借款，停办对非金融机构的专项贷款。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把货币政策的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双重目标转变为稳定币值单一目标，标志着央行职能作用和基本任务的重大转变。我国几次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证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首要任务是保持币值的稳定，为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创造稳定的货币环境。

　　第二，由控制银行贷款总规模逐步转向控制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总量，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第三，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如1993年5~7月，连续两次调高银行存贷款利率，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调高3.42个百分点，有力抑制了当时的非法集资。

　　1998年1月1日央行取消对所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限额)控制，是货币信贷调控的重大变革，标志货币政策基本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历史性转变。从此以后，央行依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和国际通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及工具，逐步完善间接调控机制，并相应进行制度建设。

　　《第一财经日报》：针对当前比较复杂的经济形势，您有什么建议呢？

　　钟起瑞：目前经济运行中各种因素比较复杂，必须运用多种经济政策综合治理，不能光靠紧缩银根。在紧缩货币信贷总量的同时，要区别对待，有压有保。对应该保的紧缺商品，给予优先贷款支持，利率下浮；对限产的企业或产品，要压贷限贷，利率上浮。

　　近一年多的紧缩信贷过程中，许多地方压的多是见效快的短期贷款，而长期贷款的增幅及其占各项贷款的比例反而迅速攀升，形成商业银行长期贷款占比增大，定期存款占比缩小，资产负债结构不匹配的状况。如不及时扭转，不但增加金融风险，而且该保的不力保，该压的不去压，还会倒逼央行紧缩银根，不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不利于又好又快发展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