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愈演愈烈，通胀上行压力加剧，不仅美国经济有衰退之虞，世界经济也面临严峻考验。面对目前的危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也在显著增加。奥运后的中国经济向何处去？中国经济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本网记者就此采访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亚太局副局长斯蒂文·唐纳维。同时兼任IM F中国特使团团长的唐纳维是IM F中国经济研究的最高权威，许多IM F涉华报告就出自他手。

　　记者：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您曾多次访问中国，您是如何感受中国变化的？

　　唐纳维：我第一次去中国是1988年，正好是改革开放10周年。尽管当时中国通过开放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对我们这些来自IM F的经济学家来说，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中国必须继续推进开放，并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但当我2001年重新回到中国时，我完全为中国的转变惊呆了，尤其是在北京。当然我还能认得出天安门广场、紫禁城和北京饭店，但北京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认为，这种变化也显示，我们在80年代提出的许多建议被中国政府采纳了。比如，经济开放度增加了，对外汇管制和交易放宽了，对外来投资的禁令解除了，还有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些都是中国开放带来的重要变化。我想，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并将继续促进中国以后的发展。

　　此外，中国的进步还有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改革的好处是两方面的，一是它们转变为真正的商业企业，其中大部分企业转型非常成功；另外一个方面，大企业得到了重组，一些企业对某些不需要的业务进行了出售清理，并通过改革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家。

　　回顾中国经济过去的发展，我们和中国领导人有着共同的关注点。温家宝总理在去年3月的人大会议上说，中国经济发展还存在不稳定、不均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我们也认为，中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这是一个问题。这必须取得平衡，使消费起到更大作用并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在过去几年花了许多时间研究什么是发展的根源，尤其关注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不均衡的发展。像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我认为中国经济的挑战主要是存在价格扭曲。我们认为，关键的价格集中在能源、土地和水资源等政府管控价格上。而最重要的价格扭曲问题有两个，一是资本价格，中国为投资而融资的成本太低了；二是人民币汇率也偏低。这两个原因，导致中国投资集中于出口领域。

　　记者：您提到中国的外贸，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中国企业家抱怨，由于人民币升值，已经导致中国沿海大量企业倒闭，许多工人失业，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唐纳维：这是问题的一部分，中国对出口领域的投资过于庞大。从长期来讲，这些企业根本不能存活，他们实际没有竞争力。尤其是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只是由于汇率和资本成本在那个位置，才促使大量资金流向出口加工领域。

　　很有趣的事情是，尽管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在过去1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0%，但由于中国过于依靠投资推动，创造的就业岗位太少。

　　其中的原因，一个是资本密集制造型企业，另一个是银行系统的低效率。银行倾向于贷款给资本密集制造型企业，在中国，资本产品比劳动力更便宜，这是在劳动力丰富的中国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部分的解决办法是，要促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资本的扭曲问题。而你不可能在不改变汇率的情况下纠正资本的扭曲。

　　这两个问题必须同时寻求解决，并促使投资流向国内消费领域，而不是外贸领域。我们也承认，中国出口企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由外贸领域转向内贸领域的过程，许多人工作需要转换，这需要一定时间，确实会有阵痛。但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为他们提供福利，帮助他们尽快实现转变。今年中国出口确实放缓，但目前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增速放缓。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因素，但我认为，更主要的因素一是世界需求下降，尤其是美国需求下降，可能欧洲需求也将下降；另外一个因素，我认为是政府本身的政策，比如正推动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型；还有，是中国企业内部的竞争，投资增加了中国企业的产能，为获得订单，中国企业竞争过度等。

　　记者：温家宝总理说，他担心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国次贷危机，一个是美元持续贬值，您认为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中国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唐纳维：中国也必须从银行监管问题上吸取教训，那就是必须关注银行的举动，确保不会为此损害收支平衡。

　　中国的金融机构的次贷债务并不多。因此，我认为，温总理的担忧很多可能是非直接的影响，那就是世界的需求。随着美国经济的放缓，欧洲也受到了影响，次贷危机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进而推高了贷款利率，降低了市场信心。但这些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中国海外债务并不多。需求促进中国的出口，因此对中国经济会有影响。但中国有足够能力减轻所带来的影响。假如美国和欧盟的增长继续放缓，中国可以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措施促进经济。

　　记者：中国目前通胀也在上涨，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您认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是什么？

　　唐纳维：尽管最近通胀有所下降，但这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还存在多种因素使通胀恢复上行。现在通胀在可控阶段，但我认为通胀在未来几年的不确定性将加大。因为中国的燃料、电力等价格都是政府控制的，政府在未来必须提高价格跟国际接轨。我认为近期通胀率将会继续下降，但在明年或随后时间，通胀的实际表现应该还会高于过去，比如高于2005年和2006年。当时的通胀水平是2%，我认为未来的水平将保持在3%-4%。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中国经济也受一些外来因素影响，那您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是否还会保持目前的增速，或者增速会出现放缓？

　　唐纳维：就IM F看来，今年世界经济增长将温和放慢，可能在明年上半年会恢复正常，因此明年外部经济环境似乎要更好一点。这对中国经济来说也有好处。

　　但即使在情况不好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应该也能渡过困难，如果中国采取更多刺激经济的政策，中国经济应该能保持高速增长，因此我们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幅将大约在10%，明年可能会稍微慢一点，但仍达到9.5%。这种放缓是非常小的，我们也不认为这种放缓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大的影响，或者说这种影响会大到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不能克服的地步。

　　记者：那您认为中国经济10年或20年后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唐纳维：我认为10年或20年后的中国经济肯定更加均衡，更趋向内需推动型经济，对出口的依赖性将减小。在许多领域，我想中国可能就跟美国一样，通过其国内市场能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毕竟，中国有13亿人口，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同样，中国企业也应该大力开拓国内市场，在国内行销自己的产品。中国有机会在未来10到20年继续保持快速发展，而这光靠依赖出口推动是不行的。我们和中国政府其实在许多基本政策方面存在一致，分歧主要是在改革速度问题上。(驻华盛顿记者刘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