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号 被列为计划单列市以后，宁波的发展一路高歌猛进。

核心事件

　　宁波市实行计划单列

　　1987年2月24日，国务院批复决定对宁波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并继续在宁波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1987年6月，浙江省政府同意宁波市计划单列，按市辖行政区范围，1988年起全面实施单列。计划单列给了宁波一个新的发展起点，经济计划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计划、规划、外贸、工业、农业等方面更加自主地制定整体规划和发展战略，推动着宁波的发展一路高歌猛进。

　　本报记者 邓少华

　　每年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视为观察来年中国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令人分外瞩目。

　　这个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每年召开的重要会议，浙江省只有省委书记、省长和宁波市委书记、市长4人出席。

　　直接参与中央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宁波享有这一待遇，缘于计划单列，国家赋予的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计划单列市，宁波走过了整整20年。追寻20年前的足迹，实行计划单列的来龙去脉一一浮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小平同志提出，宁波要和大连比一比

　　1984年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后，宁波一下子成了国内外的投资热点，仅1984年和1985年两年就完成了城市建设工程量近1亿元，相当于前32年的总和。这种对投资的“饥渴”让宁波感觉到了自己的“先天不足”：城市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严重制约着宁波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小平同志当时提出，宁波要和大连比一比。但从各项基础设施来看，宁波落后得实在太多，根本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时任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的第一反应，这是一场小学生和初中生的比赛：宁波和大连，根本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怎么赛啊？

　　只要略举一二能说明当时宁波的问题。比如，当时的甬上第一高楼——东门口交邮大楼8层32米，可是整整建了7年，其时深圳正在创造着3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为了说明宁波大连这场“对抗赛”的严峻，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宁波市整理了一份宁波和大连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对照表，表中所列的数据宁波都比大连低了一倍以上。最关键的一对数据是财政收入的比较，在当时的体制下，宁波的财政收入中72．5％上缴中央和省，除经常性开支外，全年可用机动财力仅为2600万元；而工业产值和宁波相近的大连，留用资金是宁波的4．2倍。差距为什么会怎么大？因为大连已经实行了计划单列。

　　包玉刚发挥了关键作用

　　也许正是从这样的对比中有了一种焦灼感，因而葛洪升首先想到了争取计划单列。所谓计划单列，就是在当时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授予省一级的管理权限，把由省管辖改为在国家的计划中单独列出。

　　然而，以当时宁波的地位和经济实力，想跻身计划单列市的行列，享受国家的“特殊待遇”，难度可想而知。正是以包玉刚为代表的“宁波帮”人士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

　　1986年4月17日，国务院领导在中南海紫光阁向包玉刚颁授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顾问证书时问他：“你在外面跑，你看，中国的问题怎么办好？”包玉刚巧妙地把话题转到了家乡：“宁波想升格，做特别市，要国务院直接管。”

　　包玉刚说的“特别市”是指直辖市，国务院领导想了一下，委婉地说宁波升直辖市不够条件，但他明确地说：“计划单列，有希望。”

　　1986年9月下旬，在杭州大华饭店举行的一次会谈中，协调小组和浙江省、宁波市三方达成了全力申请计划单列市的共识。当年11月10日，省政府向中央报告：要求宁波市实行计划单列。

　　但宁波要求计划单列的事并没有如预料的那样一帆风顺。当时，国家有关部委传出信息：要求计划单列的城市太多，有关部门正在准备规范计划单列城市的条件，宁波的计划单列只能暂缓。

　　就在人们以为无望时，宁波计划单列忽然又有了转机。

　　1986年12月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包玉刚。其时包玉刚正从宁波参加宁大开学典礼到京出席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第4次会议，总书记的话题很自然从宁波谈起：

　　“宁波搞上去，希望大不大？”

　　包玉刚总是那样敏捷地善于捕捉时机，赶紧说：“宁波要搞上去，要赋予宁波市省一级的权限，省里已经有了一个报告。”

　　谷牧在一旁补充说：“就是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现在是9个市（区），重庆、武汉、大连、青岛……已经实行单列。”

　　胡耀邦接过谷牧的话说：“加上宁波，共10个，可以嘛!单列没有问题。”

　　现有总书记的许诺，前有国务院领导的首肯，宁波计划单列似乎已铁板钉钉了。

　　王仲毅想出最后一招

　　但好事多磨。1987年1月3日，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王仲毅从一个情况通报中了解到，南京申请计划单列，被国务院有关部委否定了。南京是省会城市，六朝古都，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城市规模都不是当时的宁波所能望其项背的。南京不批，宁波还有希望吗？

　　当时，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的领导都不在北京，王仲毅心急如焚。时间不等人啊，他想出了最后一招：直接向国务院领导上书。

　　在信中，王仲毅说明了宁波申请计划单列的前后经过，希望国务院予以支持。没想到，三天后，国务院领导就批示，“（宁波）属非省会沿海重要城市，可按大连、青岛待遇，予以单列。”

　　1987年2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对宁波市实行计划单列，6月，浙江省政府同意宁波市开始实施计划单列。从当年下半年起，宁波市金融、外资、外经权限实施单列，1988年起全面实施单列。

　　计划单列后，宁波拥有了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迎来了崭新的发展起点，一批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大项目纷纷落户。

　　宁波从此掀起了新一轮的发展高潮，在国内的地位大幅度提升。

　　点评

　　我补了“临门一脚”

　　王仲毅 宁波经促会北京联谊会副会长、原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

　　在我看来，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协调解决的一系列事关宁波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中，对宁波未来发展最具有影响的就是计划单列。计划单列，简单地说就是原来计划中的各项经济指标（包括生产、基本建设、劳动工资、物资分配、财政），都是按省（区）和直辖市列出的，但从1983年开始，国家计委对计划工作作了重大改革，对一些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如广州、武汉、沈阳、重庆等9个城市，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人、财、物的资源可以不受省分配指标的限制，享受到相当于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

　　1986年春，宁波市委提出了计划单列的要求，同年9月，陈先同志与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人商量，希望浙江省打报告给国务院。可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决定，在某种意义上讲，计划单列后意味着宁波在经济上从浙江大家庭中分离出来，独立门户。浙江省再三斟酌后，于1986年11月正式打报告给国务院，接到浙江省的报告，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第4次会议经过讨论同意，并由组长谷牧批示，请国家计委和国务院予以批准。

　　但种种迹象表明，主管部门认为宁波的经济规模太小，大都是乡镇企业，没有像样的工业部门，因此并不同意，并电告浙江省，宁波市计划不单列了。翌年1月，协调小组办公室得知南京市不实行计划单列的消息后，认为南京这样一个经济发达、工业门类繁多的大城市都单列不了，宁波就更没有希望了。

　　无奈中，我（当时陈先同志出差在海南）在斟酌再三后以个人名义，给国务院当时的主要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申述了宁波市实行计划单列的理由。信发出后总感到有些忐忑不安，不久却接到了国务院领导对信件的批示：“属非省会沿海重要城市，可按大连、青岛待遇，予以单列”。1987年2月24日，国务院就宁波市计划单列正式作出批复，这样宁波终于在计划单列将关门的时候挤了进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计划单列城市的“关门弟子”。

　　实现计划单列，我认为宁波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受益：

　　——在财政政策上，宁波市与中央财政分成比例提高，中央财政可以给宁波吃“小灶”而不再是“吃饭财政”，这样就有余钱可以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中央可分配的物资（如基本建设投资、物资、职工人数，甚至大学生分配指标）直接切块给宁波市，而不受省计划或分配额度的限制，机动能力相对扩大了；

　　——宁波市属外贸企业有了自主进出口权，可以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直接与外商谈判和签约，出口能力大幅度提高；

　　——能够直接参加中央各部委召开的各种专业会议，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不用层层报批。这样，各类信息量大大增加，办事渠道更为畅通和便捷。

　　总之，享受“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并可以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里，实行计划单列等于为政府工作松了“绑”，给宁波经济快速发展插上了翅膀，也为宁波提前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敞开了一扇大门和做了必要准备。

　　当然，宁波能够成为计划单列市，既有“宁波帮”人士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宁波城市地位的提升，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

　　链接

　　计划单列市作为一种管理体制的探索，始于1983年2月。国务院首先批准重庆市试行计划单列，随后陆续分批批准，到1993年共先后设立计划单列市16个，分别是：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厦门、济南、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西安。

　　1993年，国务院决定撤消省会城市的计划单列，计划单列只剩6个。同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宣布，原先16个计划单列市行政级别为副省级，包括10个副省级省会城市和6个计划单列市，这些城市统筹称为副省级城市。

　　1997年，重庆设立直辖市，不再属于计划单列市。现在全国共有15个副省级城市，其中10个为省会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济南、武汉、广州、成都、西安；5个为计划单列市：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

　　打好“计划单列”牌

　　沈小贤 宁波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实行计划单列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了推进我国改革开放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特殊体制。从国家决定实行计划单列制度到现在，这种体制经过20多年的演变和发展，不仅有力地推进了计划单列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改革开放30年来，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计划单列这一特殊体制和政策优势。

　　对宁波而言，计划单列制度是政策“实力”和制度“活力”综合优势的体现。计划单列制度拓展了政府可控的政策和经济资源，宁波可以在计划单列框架内争取到国家更多的优惠政策，可以根据地方实际制定相对灵活的经济发展政策，可以以省一级经济主体的身份参与国家主要商品购销和分配调拨、能源及主要物资分配调拨、地方定额外汇和信贷额度等的分配，提升地方财政分成的比例，实施更有力度的对外开放，等等。同时，计划单列制度缩短了中央与宁波的经济管理层级，提高了宁波各项战略举措实施、重大项目审批等的效率，还通过深化综合配套改革，有力地激发了宁波发展的制度活力。这种政策实力和制度活力在3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对宁波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不断变化，宁波应在深刻总结和把握计划单列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借鉴相关地区的成功经验，探索分析宁波未来发展趋势，在提升城市战略地位、推进政策制度的先行先试、促进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加大步伐，用足用好计划单列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