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于今日起召开。会议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已经透露出的信息来看，本次会议将在粮食问题、土地管理制度、农村金融体系、城乡一体化建设等多方面有所突破。

　　此次全会之所以值得人们期待，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今年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行了改革开放，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而这场改革，正发轫于农村的联产承包制。

　　此后，从农村到城市，从大包干到国企股份制改造，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步步推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为中国进一步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和制度基础。因此，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定为农村的改革发展，既是对过去改革的呼应，也是农村改革的再出发。

　　应该看到，本次全会是在国际经济环境风云动荡、国内出现大的自然灾害以及经济遭遇很大困难的形势下召开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它必然对已全面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中国带来比较大的影响。而国内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如今也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题。面对经济波动、投资下滑、外需下降以及内需仍未提振等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经济和社会如何发展，宏观调控如何调整，对我们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在这样的双重背景下，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其目标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以及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而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突破口之一仍在农村。农村改革仍是中国改革的关键环节，农业与农村的发展仍是中国发展的战略基础，也是中国从容应对国际经济波动的基础。

　　以内需为例，扩大内需是中国今后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因为内需不足，长期以来，我们不得不把经济增长的基点放在政府投资尤其是出口上，这既透支了中国宝贵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也使得经济发展受制于外部环境。

　　今年以来，外需的锐减就对中国的出口、中小企业、就业，乃至股市和通胀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内需不足又主要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收入较低，消费能力不足所致。所以，要解决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内需问题，必须首先提高农民的收入，使他们有能力消费。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的成就举世瞩目，但城乡差距却是越拉越大。

　　目前，农村发展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二是农民收入水平明显偏低，增收难度明显偏大，农民相对贫困在加速；三是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要解决上述问题，农村的二次改革就必须在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完善农产品市场、投入品和要素市场，建立农民增收机制，以及开通城乡、打破二元结构等方面下工夫。

　　其中，改革的突破口又在于土地、户口和金融，特别是土地制度改革至为关键。正如有学者曾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的，现有的土地制度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土地可以对价取得贷款，农村土地就不行，这使得农民的土地、房屋等财产不能交易，不能形成资产，从而农民也就无法扩大再生产，只能维持小农经济模式。

　　解决的办法，是须在稳定土地承包的基础上，使农民获得可以自己支配、处置的资产和房产，农民才有参加市场经济竞争的资本和立足之地，也才能把多余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显然，耕地的集中和流转，是中国农业摆脱小农经济的束缚，进行集约经营的前提条件。

　　同时，还必须废除城乡二元体制，真正做到农民和市民同工同酬，享受同等权利。只有这样，城乡收入差距方能得以缩小，农民收入提高了，扩大内需也才有保障。

　　“三农”问题牵涉到中国的发展大局。不提高占全国人口2/3的农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教育科技水平及参政议政能力，就根本谈不上国家的现代化、民主化建设。解决“三农”问题也是解决其他影响中国长远发展问题的前提。

　　当然，中国的深化改革不仅仅包括农村的改革发展，它还有更丰富的内容，有着深层次意义上的攻坚任务。包括行政体制改革、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以及金融体制的深化改革等命题，都是需要重点解决的对象。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