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月期的边界

　　-本刊记者/杨东晓

　　同为蜜月期，中苏和中俄对历史上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给国际社会提供了重要镜鉴

　　即将于8月收回的黑瞎子岛，已经被列入规划中的国际自由贸易区，这个位于中俄边境以生态型开发及旅游为重点的区域，将享受到自由海关制度、商品进出口免税等各项政策优惠。这是中俄蜜月期理智处理边境问题的典范。然而在半个世纪前的那次中苏蜜月期，同志加兄弟似的中苏关系，从根本上不可能成为边境长治久安的模式。

　　同志加兄弟“有边无防”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一条长达7600公里的边境线叫做“中苏边界”，它的东段长达4200多公里，一个面积3 27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岛就在其中。

　　苏联军队在1929年中东路战争后占领了黑瞎子岛，便不再往后退了，《伯力协定》的签署尽管没有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承认，但是黑瞎子岛实际上已经被苏联视为自己的领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 50年2月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盟友、社会主义阵营同一战壕中的战友，中苏两国拥有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两国关系是“同志加兄弟”式的志同道合和亲密，中苏国界实际成为两国共同的边界，苏联的国防力量还承担着保卫中国边界的任务。中共搁置了历史遗留的中苏边界问题。

　　在中苏蜜月期里，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边民，实际上没有太明确的国界概念，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丹慧的研究表明，在1950年代，中苏边境线是“一条基本无界无防的兄弟友谊国境线”，有边无界、有边无防，就是当时中苏边境地区的写照。有边无界表现为中苏边界线上历史条约线、苏联地图线和中苏双方实际控制线并存，在许多地区事实上分界线不清；而有边无防是指中苏边境地区的大部分地段，中国方面长期不设防，边防力量十分薄弱。李丹慧查到的黑龙江省地方档案材料显示，冬季苏方在江中间封冻的冰中插一根树枝，就可以示意中方不得越过此界。

　　在上世纪50年代，中苏边界东段吉林省珲春县500余华里的中苏边界陆界上，中方从无任何布防。黑龙江省边境各县只有城区驻有二三十名公安部队人员，而他们的职责仅仅是配合当地公安局维持社会秩序，其与国防这一概念基本无关。在李丹慧掌握的俄方资料中，1964年3月16日中苏边界谈判第三次全体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曾涌泉在发言中曾经说过， “在中苏边界线上，长期以来一直只有为数不超过200人的边防警卫人员”。正是中方这种不设防的信任与友谊的心理，给了苏方各种机会，使他们不断“蚕食”中国一方的土地，“将很多中国领土占为己有。”曾涌泉在同一次谈判中说。

　　李丹慧在总结50年代中苏边界问题时认为，正是由于中苏领土争议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在中苏兄弟情谊的渲染下中国边民国界意识模糊和边界处于无界无防状态等因素，导致了中国边民与苏联边防人员以及中苏双方巡逻人员之间，在一些争议地区，发生零星的小争执、小纠纷。中国边民出于世代渔猎和放牧的习惯，经常在两国边境上往返流动，越境成了不自觉的行为，就像在境内各处办事一样方便和自如。

　　传统观念下的中国边民

　　在1950年代，中苏两国间自上而下的团结友好氛围浓厚，在中国，人们唱着《喀秋莎》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中学、大学都教授俄文，中学生也能阅读《真理报》；群众阅读《卓雅和舒拉的故事》，观看《列宁在1918》；作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大型歌剧《白毛女》等，还曾获过斯大林文学奖。中苏关系可谓一团和气，其乐融融。

　　在这种大的环境下，中国边民的国界意识自然就很淡薄，李丹慧的研究成果充分描绘出这一时期中苏边境上的生动图卷。1954年到1957年的3年中，中方每年都有几十或数百人次的越境，有些人还屡教不改。苏联方面越境到中国的并不多，在东段边界，1954年是两个农民喝醉了酒跑到中国境内、1955年有位苏联公民摘野菜迷了路进入中国，总之在这块远离苏联心脏的远东地区，本来人就少，所以越境到中国的苏联人也屈指可数。

　　倒是从中国往苏联越境的人更多一些，中国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边民，常常随便到苏方占据的争议岛屿上捕鱼、砍柴、搞副业，在他们看来，苏联是咱老大哥，到那边吃点拿点没什么。富有东北地方特色的生活习性采山珍、打野味，也会令中国边民在不经意间走到苏联界内。黑瞎子岛上盛产野樱桃，抚远县通河乡小河村的村民喜欢到当时尚属苏联的该岛上去摘樱桃。

　　由于人们对国门和边界的意识非常模糊，所以，采个野菜、摘个山珍、拾个鹿角这样生活中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情，都有可能使中国人一步就越过了边界线。

　　据李丹慧统计，50年代中苏蜜月期的中国越境者从成分上看，“有学生、乡民、失业人员、精神病人、小偷、逃犯、苏联侨民、迷路人，以及误入苏联国境的地质勘探人员和国家干部。另外，还有原居苏联、后被动员回朝鲜参加建设的朝鲜侨民。”甚至还有人为求职、求学、负气出走或到苏联长期定居的。在那个边境管理松弛的年代，走私者可以伺机在这条边境线上活动，苏联朝侨也可以通过这一路段来往与苏联和朝鲜之间。

　　边境和睦告一段落

　　中苏两党携手走到1959年末1960年初时，双方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两党分歧被引入国家关系中，到1963至1964年，双方又开始进行意识形态大论战，两党关系实质上破裂，两国关系也随之日趋恶化。“中苏同盟在短短几年里就从蜜月走向破裂的历史告诉人们，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有一种内在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不足。其根源就在于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把党的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李丹慧这样概括。

　　在中苏两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手挽手、肩并肩地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进行对抗的1950年代，两大阵营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成为中国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主要参照标准，而亲密无间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使双方搁置了数百年来历史造成的边界问题。现在看来，“一边倒”年代的中苏两国关系失之于过度热情，早已存在的一些矛盾被掩盖在友好浪漫的外表下，冲突随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变化而蓄势待发，起伏波动，直到1960年代末期，爆发了珍宝岛战争。

　　站在国与国的角度上考察，中苏关系友好时期中国边民那些随意而自如的越界行为之所以发生，除了其缺乏明确的国界概念等深层心理原因之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中苏两国在边界和领土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悬而未决的环节。

　　中苏边界问题的形成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17世纪中页，在康熙力挫老沙皇的雅克萨和尼布楚战争后，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勘界清晰地划出了国界。但是在俄国人的观念里，这一国际公认的条约却被看作是“不平等条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姜毅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说，现在俄罗斯一些历史书籍中，有关中苏关系的历史都是在1964年以后，一些汉学家授命于苏共和苏联政府改写过的。在这些被改写的历史中，形成了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后的“新史观”，这种新的史观一旦形成，就在国民意识中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俄国人就认为《尼布楚条约》是不平等的，《爱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是平等条约。

　　而在俄国斯的历史上，从沙俄时期到1964年两国交恶以前，他们的文字资料都承认《爱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现在，那批汉学家有的还在人世，他们的学生也开始形成学术力量，指示他们写所谓的“新史观”的时代业已过去。尽管那些被篡改的历史不是能一下子颠覆过来的，但是他们对于目前中俄关系的推动，仍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姜毅在谈到黑瞎子回归时说，黑瞎子岛的回归是通过协商而不是武力方式达成的，在基于现实因素、基于可能性、尊重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这也是两国关系史上最现实的解决方法。

　　热情理智的又一个蜜月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5年7月1日访俄时，两国元首宣布，为全面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决定20 06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2007年在俄举办“中国年”。而半个世纪前的50年代，中苏之间最热情的活动一般为期一个月。

　　俄罗斯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其还是第一副总统的2007年2月2月，就与中国网民有过直接接触。这年11月1 日温家宝在出访俄罗斯前夕，接受俄通-塔斯社和国际文传电讯社负责人的采访时表示，中俄两国关系正处在最好的历史时期、正处在最重要的历史阶段。

　　这一时期被媒体形容为“中俄蜜月”，2008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总统就职后出访的第一批国家中就有中国。

　　正是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黑瞎子岛再次进入了人们关注的视野。

　　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市到2008年已有人口约80万人，这里有集体农庄和工厂，还有一座大乌苏里斯基岛，就是中国人俗称的黑瞎子岛。

　　2006年3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他的客人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声明称：“双方一致认为，两国最终完成划界工作及双方十年来顺利执行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以及关于对界河中个别岛屿及其附近水域进行共同经济利用的协定，有助于把两国边界变成和平与友好的边界”，这其中就包括2008年8月交还中国的黑瞎子岛。

　　黑瞎子岛早在3年前就划回了中国，2004年的《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中规定：满洲里东部额尔古纳河上的阿巴该图洲渚归俄罗斯所有；塔拉巴罗夫岛(银龙岛)归中国所有；大乌苏里斯基岛(黑瞎子岛)由于属于哈巴罗夫斯克市区，两国政府商定将该岛一分为二，靠近哈市的一部分归俄罗斯所有，靠近中国一侧的一半岛屿归中国所有。次年中俄完成了国界东段的谈判，乌苏里江中约327平方公里的黑瞎子岛中，有185平方公里便隶属于佳木斯市。在佳本斯市的规划中，黑瞎子岛将作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出现，而对俄贸易就是其重点，目前这里已经被纳入佳木斯市以及黑龙江省的“十一五” 规划。

　　中俄东段边界是中俄边界谈判中几十年来始终未解决的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苏两国谈判，一直到世纪相交的中俄两国会谈，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仍相持不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驻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大使刘古昌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几十年的谈判中各国都拿出各种论证证明自己的主权，直到本世纪初年两国元首作出政治决断，一定要解决黑瞎子岛问题，以消除可能给两国关系带来的麻烦隐患，集中精力更好地发展两国关系，并责成双方外交部谈判解决这一问题。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东段边界问题才得到最后的解决。刘古昌表示，黑瞎子岛肯定不会成为中方大量驻扎军队的地区，中俄双方肯定不会在此做出令对方感到紧张的安排。黑瞎子岛的未来会是一块促进中俄友好与合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