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不平凡的30年，我国的改革开放再一次从农村发力。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基本建立。这也意味着，我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步伐将不断加快——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接受《市场报》记者采访时说：“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最主要的是生产力要素要自由流动，概括起来就是在农村，‘人要出来，钱要进去’。‘人要出来’就是统一户籍，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时不再区分城乡，让人才自由流动。‘钱要进去’就是加大资本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产品收入，对农村实行资金扶持等。”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基本建立。这也意味着，我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步伐将不断加快。

　　1 新医保拟城乡一体化

　　按”新医改”所确定的目标，以后医保将不再分城镇人和农村人，这是老百姓从中获得的最大实惠。

　　让家人没想到的是，因患急性胰腺炎住院的谭书琼，由于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了 7000 元左右医药费，看病的花费从 1.4 万元降到了 7000 元，这对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

　　如今在四川省绵竹市，和谭书琼一样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切实尝到甜头的农民不在少数。但在 3 年前，他们连想都不敢想。

　　《市场报》记者从卫生部获悉，从 2003 年到 2008 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已有 11.6 亿人次享受到“新农合”补偿，共补偿资金 847 亿元。其中住院补偿 8252 万人次，补偿资金 684 亿元，平均每人次住院补偿达 830 元；有 9 亿人次享受到门诊医疗补偿，对 1.7 亿人进行了健康体检。

　　“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应由政府财政来承担，这是实现城乡医疗发展一体化的基础。” 多年致力于对医改涉农研究的卫生经济学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房耘耘教授说。

　　“均等化，不只表现在公共卫生服务与基本医疗服务上，还应包括医疗保障体系的均等化、一体化。” 房耘耘分析，我国每年都有一亿多的农村流动人口，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他们没有资格参加城市医疗保险体系，同时一些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地区并且已经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工，也因为异地就诊和转诊制度不完善，很难得到应有的保障。一边是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增多，另一边是城市化吸引更多的农民流向城市。“因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是医疗保障制度不能不关注的重要群体。以前的真空状态是重大的遗漏，这次的补充完善了医疗保障制度的服务对象。”

　　“按照新医改《征求意见稿》所确定的目标，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面要达到 90% 以上，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医保管理体系。以后医保将不再分城镇人和农村人，这是老百姓从中获得的最大的实惠。”房耘耘说。

　　不仅是医疗卫生服务，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还要在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实现城乡一体化。

　　“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形成已久，城乡分治不仅体现在户籍制度、土地管理、财税体制上，也体现在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元红接受《市场报》记者采访时说。

　　2 二元结构阻碍社会发展

　　农村落后会拖累城市发展，最终必然会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农民贫困的必要途径。”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对《市场报》记者这样说。

　　根据国家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 2006 年中国农民离开家乡常年外出务工的劳动力约为 1.32 亿人。专家估计，实际数字可能会更高。

　　李实教授多年关注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他和同事曾对 2 万户居民作了持续五年的追踪调查，其中包括 5000 户农民工。在他看来，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今年8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比例达到 3.33:1 ，东西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日渐加大。

　　李实表示，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提升较慢，难以享受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同时农村的落后最终也会拖累城市，使城市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发展也面临后劲不足的问题，最终必然会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元红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城市发展的速度远远快于农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一部分农民虽然已经成为城市居民，但是相关的各项保证，例如社保、医疗等问题都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然而他们已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危险的。“这说明在统筹城乡公共资源的分配上，在国民待遇的享受上，城乡户籍的区别对待依然很明显。 ”

　　“社保和医疗力度不够、不完善虽然只是一方面的问题，但是这已经构成了让农民真正成为城里人的瓶颈。同样，如土地流转大规模开始之后，农民通过土地流转离开土地纷纷到城市里谋生，一旦失业，伤残或者患大病，加上没有了土地，其生活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张元红说。

　　专家表示，城乡一体化，就是让农民的土地自由流转起来，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让农村由单独的土地保障转变为系统的体制保障，这种体制就是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发展体制，是落实城乡居民同等国民待遇的体制。

　　3 “人要出来，钱要进去”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最主要的是生产力要素要自由流动，即农村“人要出来，钱要进去”。

　　如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十七届三中全会给出了根本对策：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接受《市场报》记者采访时说：“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最主要的是生产力要素要自由流动，概括起来就是农村‘人要出来，钱要进去’。”

　　他表示，人要出来就是统一户籍，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时不再区分城乡，让人才自由流动。“钱要进去”就是加大资本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产品收入，对农村实行资金扶持等。

　　张元红主任认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内容丰富，包括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我的理解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劳动力、资金、土地。”张元红说。

　　他表示，劳动力问题就是消除歧视，不在区分城乡户口，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统一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就业待遇等。

　　资金问题是国家统一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对农产品、农机具、生产资料实行的实实在在的补贴。

　　“土地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比较复杂，改革要慎重。”张元红说。

　　目前，我国土地按所有制可分为两类；一是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一是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目前，国有土地使用权可自由公开交易；但集体土地却只能限于耕种或村庄内公共建设，不能抵押和买卖。

　　三中全会文件指出，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

　　文件还提到，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

　　张红元认为城乡一体化是一个目标，综合配套措施的力度或者说作用究竟多大，关键看做到了哪一步。促进农村发展的关键性任务是如何盘活集体建设用地，真正保护提升农民的利益。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是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链接：打破旧体制正当其时

　　国务院日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专项报告显示：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同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至3.33∶1，绝对差距9646元，为改革开放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分析说，从生产能力看，中国已达到人均3000美元左右的中等国家水平；而从收入主体看，中国还是以低收入的农村人口为主，具有人均500美元左右国家的典型城乡人口结构特征。

　　两组指向相反的数据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矛盾：城乡二元结构仍没得到根本改变，改革正当其时。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劳动力、土地、资金等发展要素的“净流入”。而受二元社会结构和传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我国农村的发展要素长期处于“净流出”状态。

　　劳动力净流出——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的2亿多农民进城务工，其积极作用是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但也使农村出现“三化”现象，即农民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业弱质化，导致农业粗放经营。

　　土地价值的流出——据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调查，由于土地长期计划征用，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收益分配中，政府得60％至70％，村级集体组织得5％至30％，农民只得到5％至10％。

　　农村资金的流出——随着县域银行营业网点和信贷功能收缩，在农村吸收的金融资金通过上存，流向城市、企业和大项目。农村邮政储蓄机构一度只存不贷，形成巨额资金“漏斗”。

　　上述“三要素”从农村的流出，加剧了城乡社会矛盾。正是带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因为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城乡二元结构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记者 李忠峰 许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