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北京一名大三男生，大学后开始经常上网光顾同性聊天室，直至一天因聊友一句话而成了性工作者，从此他频繁出入酒吧、KTV，然而身体的逐渐不适使他意识到了严重性，当看到化验单上显示HIV抗体“阳性”时，他的世界垮掉了。经过短暂的意志消沉，他选择了面对人生，开始以自身经历警示高危人群。
他是一名大学生。一次没有防护措施的性行为，让艾滋病毒侵入了他的身体。经过短暂的意志消沉，宫伟（化名）选择了坦然面对。他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艾滋病高危人群一个警示。
11月初，北京首支艾滋病高危人群志愿者干预队成立。宫伟和他的70个伙伴一起，出现在酒吧、歌厅、洗浴中心等娱乐场所内。通过各种宣传方式，提高边缘人群对艾滋病的知晓率，并使其加强防范意识。
高危人群接受教育
深秋的京城初露寒意。瑟瑟秋风中，人们裹紧外套，行色匆匆地穿梭在车水马龙中。
上周四下午，在光明桥东的一家饭馆内，一场主题为“艾滋病威胁”的知识宣讲正在悄然进行。
性传播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其中，60%的感染者是不安全的男男性接触所致。东三环一带有很多“同志会所”，因此高危人群志愿者干预队的第二次行动，就定在东三环附近。
下午4点，15名“同志会所”的从业人员陆续赶到饭馆中。除两名年纪稍大外，其余均是20岁左右的年轻男子。男性的魁梧身材，配以高绾的发髻、浓艳的妆容、谈话时不经意间翘起的兰花指，个别“同志”惹眼的女性化装扮，引得饭馆人员窃窃私语。
暖意融融的包厢内，没有宣传布景，也没有摆放整齐的桌椅，“听众”随意地围坐在饭桌旁，看着投影在墙壁上的防艾文字和图片。每个人都很专注，生怕错过了某个细节。
画面中出现师洋——一个已故艾滋病感染者的照片，原本安静的会场传出感叹声，“他很帅啊！”“我还去医院看过他呢，一个月不到人就没了”……当看到一个拥有阳光笑容的小伙子，变成病床上枯槁的身形，最终年纪轻轻就染病离世时，在场的人表情都凝重起来，因为他们从事的正是与其相似的高危行业。
“如果感染者不戴套，可以性行为吗？”“那绝对是高危行为。”得到宣讲人肖冬斩钉截铁的答案后，提问的会所老板愣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一般来说，艾滋病病毒侵入淋巴细胞的几率为三百分之一，但得了性病的人免疫组织受损，病毒很容易侵入，所以安全措施必不可少。”听着肖冬简单通俗的解释，在座者或微微点头，或与邻座低声耳语。
傍晚时分，“上完课”的男孩们从饭馆走出，“有很大触动。”一个男孩简单地总结，随即融入到夜色之中。
大三男孩感染艾滋
作为骨干力量，宫伟没有参加高危人群志愿者干预队的这次宣讲活动。当天，他被邀请出席西北五省防艾非政府组织的经验交流。和大多数的志愿者不同，宫伟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
“高中时，我就发现自己喜欢的是男人。”对于自己的性取向，这个哈尔滨男孩没有避讳。2003年，考到北京读大学后，宫伟经常登录网上的同性主题聊天室。和普通的同性恋者不同，当有人半开玩笑地说“睡一晚就能拿钱”时，宫伟没有选择拒绝。
性工作者生涯，就这样开始了。频繁出入酒吧、KTV，在高档场所消费，攀比穿名牌……成了宫伟生活的重要内容。相比自己并不富裕的家境，很多人在此年龄都会有的虚荣心，在宫伟身上得到了满足。
2006年6月，当同学们或为即将到来的暑假欣喜若狂，或为寻找工作四处奔波时，宫伟却独自隐隐感到不安，因为年初时自己有过一次没有防护措施的性行为。37度的低烧已经持续了两个月，平日健壮的身体此时感觉软绵绵的，不仅无法集中精力听讲，每周还要请两天病假在宿舍休息——这对从不跷课的他来说并不多见。
低烧、腹泻、淋巴结肿胀……虽然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但当在网络搜索栏中输入“艾滋病”字样后，看到屏幕上出现与自己相同的症状时，他还是不由得恐惧起来，手心也已渗出汗水。
为了得到明确的答案，他前往朝阳区疾控中心进行HIV抗体检测。
怀着一丝侥幸的心理，他在焦灼中度过了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周。生存还是死亡？这个24岁的男孩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结果。
当检测化验单递到面前时，HIV抗体一栏中的“阳性”二字，让他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自己真的感染了艾滋病！
流浪途中找到目标
“不就是一种慢性病吗？如果不暴发，活个20年没有问题的。你看我，不也活了好几年了？也许我们的时间不比别人多，但我们可以将人生浓缩为精华，这样不是更好吗……”为了迅速取得宫伟的信任，朝阳华人艾滋干预工作组负责人、有着3年志愿者经验的肖冬善意地骗宫伟，自己也是感染者。
看到面前这个“感染者”生龙活虎的样子，宫伟试着重新开始，暂时打消了“艾滋病等于死亡”的念头。每天，他乘坐4个小时的公交，往返于学校与朝阳疾控之间，接受专业的心理辅导和相关的艾滋病治疗知识。魂不守舍的他，经常在车开过目的地好几站后，才猛然回过神来。
每当想到自己的人生尚未开始，就已注定将很快结束，宫伟的脑中就乱成一团。身为家中的独生子，父母是宫伟此刻唯一的牵挂。
反复的思想斗争后，宫伟仍未从纠结的情绪中摆脱过来，于是接受了肖冬“出去散散心”的建议。8月，他独自登上列车。
离开了喧嚣的都市，行进在山中的他，开始用心去体会大自然的美。见到心动的景色，他会拍下照片发送给远在北京的肖冬，和别人分享美景的同时，宫伟慢慢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在街上，当看到路边匍匐乞讨的流浪者和拄着拐仍努力前行的残疾人时，宫伟突然有了悔意，“想到自己有着年轻的生命、健全的肢体和温暖的家庭，相比于他们，自己的不幸算得了什么呢？虽然不知道今后的路还有多长，但与其自暴自弃，还不如从现在起，认真过好每一天。”意识到每个生命都有着不同的缺憾后，迷途少年为自己逃避现实的做法感到汗颜。
“我寂寞了。”几个月后的一个深夜，肖冬收到了宫伟这样的短信，他开始在北京等待宫伟的回归。
“每个人都有享受生命的权利，艾滋病病人当然也不例外。”坦然接受了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的现实后，宫伟决定用行动阻止更多人重蹈自己的覆辙。
积极加入防艾队伍
一回到北京，宫伟就找到肖冬。他要求加入艾滋病防治志愿者的队伍，成为包括大学生、娱乐场所从业者、卫生部门及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在内的，数万名防艾志愿者中的一员。虽然在旁人看来，“让所有人远离艾滋”的奋斗目标有些不切实际，却是他时至今日最大的心愿。
今年3月的一次行动令宫伟记忆犹新。在三里屯的一家酒吧内，当他将手册递给一个年轻女孩时，对方瞥见粘在上面的安全套后，不屑地将其随手丢在地上。见状，宫伟俯身将其拾起，再度递交到女孩手中，“我并没有恶意，只是希望您能了解安全知识。”宫伟的执着打动了女孩，她接过安全套，将其放入包中。
“连原来一起在酒吧玩的朋友也被动员起来了。”说到自己的工作成绩时，宫伟的语气中透露出难掩的骄傲。一年多的志愿者行动，他记不清已发展了多少人加入到防艾队伍，除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并肩作战带来的激情外，他更多感受到的是“回归”的快乐，“年少时犯下的错也许无法改变，但回到正常的轨迹中，我一样可以活得很精彩。”谈及未来，听筒那端短暂的停顿后，传来宫伟淡定的声音，“简单工作，简单生活，将防艾行动进行到底”。
因积极配合治疗，宫伟现在的CD4（人体淋巴细胞基数）数量是500多，远远高于CD4数量低于200才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临床要求，甚至与正常人无异。现在，宫伟已连续两年荣获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问题病人专家称号，这不仅使他有机会参与世界级相关领域专家的研讨会，还能接受专家为其量身制定的康复规划。
阴霾后的崭新人生
“在艾滋病面前，消除恐惧、强化知识、提高技能最为重要，这三点，他（宫伟）都做到了。”在肖冬眼中，宫伟是个天生的乐天派。凭借着本科时所学的计算机专业知识，如今宫伟已是某企业的网络管理员。
工作之余，宫伟会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买些纸尿裤、水果等物，叫上肖冬，一起前往孤儿院和敬老院。看着他陪老人下棋、散步，还试着将几个月大的婴儿抱在怀中哄逗时，肖冬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知道，面前这个曾身陷艾滋病阴霾无法自拔的男孩，已懂得了爱的真谛，并开始步入新的人生。
肖冬说，在高危人群志愿者干预队中，除宫伟外，还有5个人也是艾滋病感染者。虽然他们的身份尚未在圈内公开，但他们都与宫伟一样，在积极治疗的同时，全力普及艾滋知识。
空闲时，肖冬会组织感染者与其他防艾协会成员一起进行联谊及社工活动，“高危人群也好，艾滋病感染者也罢，都有独立的人格，他们的快乐也应被尊重。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的和谐、进步添砖加瓦，而不抹黑，就都是好样的。”
肖冬呼吁，当今社会中，还有许多像宫伟一样的艾滋病感染者需要大家的关心和帮助，防艾治艾知识的普及势在必行。
对话·肖冬（朝阳华人艾滋干预工作组负责人）
将建感染者活动站
记者：组建高危人群志愿者干预队的初衷是什么？
肖冬：主要是从空间和时间上弥补区县疾控部门防艾力量的不足，一方面，凭借志愿者的工作性质，我们可以深入到高危行为多发的娱乐场所中，并得到对方的接受和配合；另一方面，政府的工作时间与酒吧等处的营业时间存在时差，而我们的志愿者工作没有时间限制。
记者：新组建的高危人群志愿者干预队与以前的防艾志愿者干预队有何区别？
肖冬：以前防艾行动的宣传对象范围很广，基本是所有出入酒吧、夜总会、同志会所等娱乐场所的人员，而且宣传内容也多以发放安全套为主，但高危人群志愿者干预队则是针对上述场所中易发生危险行为的人，主要是性工作者。他们是社会的边缘人群，多数不懂得防艾治艾的正确知识。考虑到他们身份的特殊，我们多是进行一对一的面谈或有针对性的小范围讲解。
记者：针对本市的艾滋病感染者及相关人群，今后有何工作计划？
肖冬：下一步，我们打算建一处专供感染者使用的活动站，其中包括健身室、诊疗室、休息室等，在娱乐健身的同时，安排医生对他们进行专业指导，预计需资金6万元左右，目前正在筹款。
本报记者李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