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天府可乐与百事可乐14年前的合资在当时轰动业界，被视为民族品牌发展壮大的典范。然而，双方合作于两年前“不欢而散”，曾占据中国可乐市场近八成份额的天府可乐品牌产品无处可寻，天府可乐集团公司也从明星企业变成特困企业。近日，重庆天府可乐集团公司着手向百事可乐“索回”品牌，却面临着诸多法律和现实困难。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类似的民族品牌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增多，由此引发的争议与纠纷也逐渐增多。天府可乐与百事可乐、娃哈哈与达能等纷纷“分手”并陷入品牌争夺纠纷，近期的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也引发巨大争议。法律专家提醒，民族品牌与跨国公司合作应以双赢为目的，民族企业要学习国际规则，通过法律手段规定和规避合作中的不利因素和潜在风险，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不断壮大发展民族品牌。

　　上个世纪80年代，天府可乐品牌几乎无人不知。90年代开始，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等国际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以合作或其他方式收购了当时中国八大饮料厂，天府可乐也是其中之一。天府可乐创始人李培全说，外资当时享受超国民待遇，如所得税只有15%，而我们却是33%，大部分饮料厂亏损，天府可乐也开始走下坡路，不得不接受外方合作。

　　1994年，天府可乐与百事可乐合资，总金额1800万美元，天府可乐将主体厂房、机器设备、核心技术和骨干人员都纳入合资公司，占股40%，百事可乐占60%。双方签订的合同中说明合资目的是“生产天府可乐饮料产品和浓缩液”，并“获得满意的经济效益”。合资后，由于当时中国对碳酸饮料市场的限制，百事可乐于1995年初向中国轻工总会提出要求生产百事品牌产品，轻工总会文件回复中要求保证天府可乐品牌50%的生产份额。

　　然而，12年合作过程中，百事公司却逐年减少天府可乐品牌产品的生产，到2005年时已不到0.5%，市面上几乎看不到天府可乐的产品。重庆天府可乐集团公司总经理钱黄说，1994年以前，天府可乐年产值3亿多元，年产量20万吨，年利税6000多万元。天府可乐随处可见，占据了当时中国可乐市场份额的75%，天府可乐集团也是重庆数一数二的集团。而当时百事可乐在重庆一瓶都没有，连摆个展台都是到外地借用的产品。

　　这12年，合资公司累计最高亏损达7000万元，中方公司未分得一分利润。到2005年，天府可乐集团连续八年被评为重庆市特困企业，债务高达1.4亿元。2006年，百事可乐提出收购中方公司股份，天府可乐集团由于债务沉重、发展无望，迫于无奈出售了全部股份。至此，百事控股94.4%，只有5.6%的股份为天府可乐集团上级控股公司所有。

　　针对百事可乐长期未生产天府可乐品牌，出于维护民族品牌以及解决企业现实压力的考虑，重庆天府可乐集团公司近日着手向百事“索回”品牌。

　　钱黄介绍，公司合资前有1000多名员工，其中430名骨干到了合资公司，其余600人拿基本工资，并说好等合资公司赢利后解决其待遇和社保问题。由于合资公司常年亏损以及合作的结束，目前公司剩下的400多名职工长期依靠上级部门救助艰难度日，2006年人均月工资100多元，现在也只增加到300多元，职工生活困难，长期上访，企业压力很大。2006年股份全部转让后，公司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稳定和解决矛盾。

　　“品牌是我们惟一的生存条件，我们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压力，也为了维护民族品牌，经过研究后决定索回天府可乐这个品牌。我们认为当时的合同具有欺诈行为，而且百事也未履行当时的合同约定和承诺。虽然这是我们的家丑，但我们要外扬，因为我们想重振天府可乐这个品牌，也为后来者提供警戒的教训。”钱黄说。他告诉记者，目前正在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和证据，也在试图与百事可乐商议索回事宜，但还未联系上。

　　已经70多岁的李培全近来辗转奔波于北京、成都各地，为天府可乐寻找“重生”的机会。他说：“本来心都死了，现在好像又有激情了，看到我们当年辛苦打拼的品牌就这么没了，不甘心啊！我觉得天府品牌的市场认可度还在，前几年有好几家大企业希望购买这个品牌，现在仍有不少企业很感兴趣。”李培全告诉记者，两年前出售股份时是索回品牌的最佳时机，但当时有关部门根本没这个意识，提都没提。

　　记者致电百事可乐重庆公司，有关人员称不清楚情况。记者随后又与百事可乐集团中国公关总监李女士取得联系，她说：“我们没有接到对方的任何联系信息，也不会对谣言和猜测进行任何的评论。”

　　对于天府可乐向百事可乐“索回”品牌一事，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院长赵万一教授认为“很难”。他说，天府可乐品牌在合资时已经作为知识产权为合资公司所有，因此其有使用不使用或如何使用的权利。合资公司连续亏损方面，除非合同中明确规定，正常情况下合资双方本来就是风险、利益共担。更重要的是，天府可乐已将股份全部转让给百事可乐，那么合作关系已经不存在，因此其想主张“索回”或其他权利的主体身份都很难得到承认，法院也可能无法立案。

　　尽管中国轻工总会在文件回复中曾明确要求“天府可乐品牌占50%”，但并未对年限作出规定，也未对违反将承担的责任及赔偿作出规定。“这就造成现在要求索回或要求其他权利几乎是不可能的。”赵万一建议，现在应由政府部门进行协调，从保护民族品牌的角度要求外方要么履行承诺，要么返还品牌。至于合资公司连续亏损的情况，除非有确切证据证明变相侵吞或转移资产，否则也很难主张权利。

　　近年来，民族品牌与跨国公司“联姻”不断，从天府可乐与百事可乐、娃哈哈与达能，再到美加净、小护士、大宝，以及近来引起巨大争议的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类似合作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李培全表示，跨国公司实力雄厚，通过这种方式不断控制了中国市场，而我国的《反垄断法》又是空白，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争论很大的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汇源的果汁占中国市场份额的60%，一旦被可口可乐控制，其他同类民族品牌的企业生存空间和条件将十分艰难，包括上游原产品价格可能都要受可口可乐的控制。

　　钱黄说，对于民族品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也为了自身的壮大发展，与跨国公司合作是必要的。天府与百事是个案，也有一些合作实现双赢的好案例。但是对于一些打着合作共赢旗号来消灭民族品牌的跨国公司，民族企业要提高警惕，增强风险意识和防御能力，我国的相关法律也要跟上，避免其钻漏洞，政府要加强对民族品牌的保护，公众与社会舆论也应维护民族品牌的良性发展。

　　赵万一说，上世纪90年代曾出现过民族品牌和跨国公司合资的热潮，但一些国产品牌就此被雪藏了，部分跨国公司通过合资获得合法进入中国市场的“许可证”，进而掌控市场定价权。类似的合作并购现在越来越多，民族企业应该增强风险意识，吸取以前案例的经验教训，并不断学习和掌握国际规则，才能充分保障自己的权益和民族品牌的壮大发展。比如，民族企业可要求在合同中明确规定民族品牌产品的生产份额、销售渠道及对象，尤其是对违约责任及赔偿条款进行细则规定。

　　有关专家也指出，外资开放进来的也许是“鲇鱼”，也许是“鲨鱼”。外方更注重市场占有率的长远性，也熟悉国际规则和相关法律，对于还很弱小、缺乏经验的民族企业而言，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外方变相侵吞，不仅获利甚少，甚至可能完全丧失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品牌和企业效益。(张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