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女工被评为企业星级员工时笑逐颜开（资料图片）。记者 江涛 摄

　　在第五个宁波市外来务工者节到来之际，本报正在举行最美新宁波人——女性风采大赛。据介绍，我市有130万名外来女工。日前，记者和浙江万里学院的大学生，对1000名来自不同地域、从事不同职业的女工进行了一次调查。

　　我市外来女工主要来自安徽、江西、河南、山东、河北、四川、贵州等10多个省份。年龄在18岁～25岁的占31％，26岁～30岁的占16％。

　　本次调查中，外来女工平均年龄28.2岁。处在这个年龄段的外来女工，大都当了母亲。文化程度初中以下（包括初中）的占72％，高中文化的占23％。月收入600元～800元的占21.1％，月收入800元～1500元的占65.8％，月收入1500元～2000元的占12.2％，月收入2000元以上的占0.9%。

　　在已婚外来女工中，10.87%的人只有一人在城里打工，大多数都是夫妻一起出门打工。全家搬到城里的占28.79%。43.3%的人把孩子留在老家，“留守儿童”现象比较普遍。

　　母子分离：打工为了孩子

　　在鄞州区南部商务区的建筑工地，30岁的安徽籍女工陈写红干的是杂工，就是帮着做做饭、洗洗扫扫。她的丈夫在不远的工地做泥水工。

　　每当空下来的时候，陈写红都会想起老家才5岁的儿子“宝宝”。“宝宝很活泼呢，一点也不怕生，别人一笑，他也会跟着笑，但就是喜欢成天围着别人要吃的。”只有说起孩子的时候，陈写红的脸上才会浮现出难得的笑容。

　　陈写红告诉记者，当时打算出来打工时，孩子还不满3岁，那时老公催她趁着过年早点出来，她怎么也不忍心，坚持给孩子过完3岁生日，把孩子交给奶奶后才走。她找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一位独居老人做保姆，刚来的那段时间，她常常因为想“宝宝”而走神，被雇主炒掉了。大概过了半年，她才渐渐把重心转到工作中。

　　陈写红对记者说这些时，从口袋里翻出来一张孩子满月时拍的照片，照片磨损得厉害，边上都起毛了。她幸福地说：“现在宝宝大变样了，今年回去给他拍张好点的照片。”

　　“想归想，但首先要把事情做好，多赚点钱。”陈写红说，“天底下哪有父母不愿意跟孩子在一起的呢，出来打工也是迫不得已，在老家种田根本赚不了钱。”现在，夫妻俩每月的收入有3000多元，吃住在工地，大部分钱都存起来了。他们到宁波2年来已经存了3万多元，这些钱都是留给“宝宝”的。

　　陈写红说，他们身边有不少打工夫妇，有的甚至孩子刚生下，父母就出来了。虽然情况各不一样，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目的：多赚点钱，让孩子过得好点、多读点书，希望孩子有个好前途。

　　本次调果显示，不稳定的打工生涯对她们的婚恋乃至整个生活方式影响很大。有过进城务工经历的农村妇女相较没有外出过的女性，结婚和生育的年龄基本上大大延后，而同居现象普遍，同居对象大多也是打工者。调查显示，26岁～30岁的外来女工，未婚的占44.77%，没有男朋友的占14.77%。

　　在对待生育问题上，她们的观念已得到更新。据对1000名外来女工的调查显示，70%的妇女认为孩子只要一个，男女无所谓；尤其是有一定知识、经济收入较好、来甬时间较长的年轻妇女，她们在生育子女上更趋“少生优生”。

　　婚恋苦恼：高不成低不就

　　李清芳20岁从河南出来打工，现在34岁仍然孤身一人。她从农村出来，不想回去找对象，城里人又“高攀”不上。

　　李清芳是一位纺织女工，也曾遇到一个聊得很投机的男人，他是本地人。但是后来那个男人带她去见父母时，她永远忘不了当时对方的眼神，流露出了对乡下人的轻视。

　　河南老家的父母为她的婚事操碎了心，每年春节都会张罗着给她相亲。老家条件好的男青年早已成家，李清芳总是没有找到满意的，她也不想在河南老家成家了。

　　平时，李清芳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很少，每天几乎是“两点一线”，就是工厂到出租房。她只认识10个异性，全是姐妹们的男朋友或丈夫。目前，婚恋问题成了她最大的烦恼。像她这样30多岁还没有结婚的外来女工，她认识的就有好几个。

　　被调查女工中，身份证、暂住证、健康证、务工证、就业证、婚育证持有率分别为98.52%、91.25%、30.56%、31.24%、50.25%、78.65%。外来女工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商业和服务领域（65.45%），在一些需要具备领导和组织能力或技术性强的工作上，就业仍显弱势（如外来女工中专业技术人员只占1.85%，管理人员只占2.48%），呈现出高就业率掩盖下的低职业结构。

　　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及以下的外来女工仅占37.62%，62.38%的外来女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能享受正常双休的外来女工仅占13.20%，40.30%的外来女工每月休息4天，26.54%的外来女工每月只能休息1天～2天，19.46%的外来女工根本没有休息日。九成以上的人能够按时领取工资，近六成人工资中含加班工资，工资待遇与本地女工一样的超过八成。

　　寻找工作：关心自身权益

　　休闲毛衣、牛仔裤、半跟皮靴……眼前的山东泰安姑娘孙芳敏一副城市少女打扮。偶尔，她还会去女人街修修眉毛、涂涂指甲，她现在是北仑一家电子设备公司的操作工。22岁的她，已经在外打工5年。而她心里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刚出家门时的自己，害羞、寡言、自卑。

　　3年前在鄞州区一个食品加工厂的经历让她苦不堪言。厂里规定，早8点工作到晚8点，中间只休息一个小时。经常超时加班，“最长的一次是连着两天一夜没合眼”，而且没有加班工资，她都不敢找老板交涉。

　　第二份工作，孙芳敏在一家正规的休闲中心学做按摩。对于平均2000元左右的月收入，她觉得还不错，“可是，实在太累了，一整套按摩做下来，在空调房里都会流汗。”

　　后来她学“聪明”了，找工作之前，要向已入厂的熟人打听一下情况，再问清楚工作时间、资薪、合同等。最后，经老乡的介绍，她进入一家电子设备公司当操作工。虽然平时也要加班，但是加班工资、社保、福利都齐全，孙芳敏对目前的工作还是很满意。

　　外来女工在不断寻求谋生方式的过程中，不断超越自我、追求更大发展的意识初现。她们希望精神文化生活提高，技术水平提高。调查显示，1９％的外来女工来宁波后拿到过职业技能证书，３４％的人员有接受培训的经历，没有培训经历和没有拿到职业技能证书的占六成以上。至于为什么没有参加培训，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表示“没有钱”或“没有时间”，“觉得没什么用处的”只有1.12%。

　　在近两年内有跳槽经历的外来女工中，48.41%是由于工资太低，34.47%是想找一个更能发挥特长的单位，或者要能学到更多东西的单位，可见较多的外来女工开始正视自身的价值，在工作中不局限于对收入的追求，更注重自身发展。

　　学习技术：月薪逐渐上涨

　　33岁的湖南人程惠娣在宁波的收入这几年都在上涨，她常给姐妹们说：“我是被逼去参加培训的，想不到回报这么好。”现在，姐妹们让她帮忙在宁波找个工作，她开口就告诉对方“先去培训一下”。

　　6年前，程惠娣来宁波，在一户人家做保姆。平时女主人的要求很多，比如生肉、熟肉不能放在一起，东西放进冰箱一定要用保鲜膜等。女主人每次唠唠叨叨指点她，她就很烦。最后，女主人朝她发火：“你什么也不懂，还不去培训学习？”

　　第二年，程惠娣自己掏钱报了一个保姆培训班，学习如何照顾小孩。每堂课她都听得很认真，一回到出租房就把老师教的演习一遍。当时家里人不理解：“出来赚钱，怎么反而要花钱听课。”

　　当程惠娣学成后的第四天，就有人找她做保姆，试用了一天后，当时开价是每月1500元。她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之前她每月工资才600元。

　　尝到了甜头后的第四年，程惠娣通过培训又成功转型成为月子保姆，现在每月收入3500多元。不过她还不满足，她有一个打算，组织一批同村的妇女过来，成立一个月子保姆公司，到时候，她就当老师。记者　卢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