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判断，这场金融动荡还是在加剧，还没有看到开始回升的迹象，要有应对最困难局面的准备和相应对策。”经济学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如是判断。他表示，目前中国借给美国的债(包括国债、美国政府担保的公司债以及其他债券)等，总规模约在1万亿美元左右，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应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等不利因素，常修泽开出的“药方”包括：减税、投资拉动、松动银根、加大退税力度、提高居民收入等。

　　记者：常教授，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有人认为此次金融海啸已接近尾声，有人预测明年年中全球经济将走出低谷，您是如何判断当前国际经济发展态势的？

　　常修泽：我对当前国际经济态势有三个基本判断：一是国际金融动荡加剧尚没有缓和的迹象。今年9月中旬，我在玻利维亚参加国际企业经济年会时，恰好见到了雷曼兄弟公司的前高管克劳迪奥先生，没有想到几天后就传来雷曼公司破产的消息。以此为“导火索”，金融危机开始在全球蔓延。迄今已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国际金融和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二是全球经济增速已经明显放缓。2007年年底次贷危机爆发，全球经济增长小幅下滑到5.0%。到2008年，金融动荡全面爆发，经济增速开始大幅下滑，预计不超过3.9%。国际上普遍预测，2009年美国将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2009年欧元区的情况将和美国类似。日本今年第三季度已经出现了负增长。新兴国家明年预计经济增速将下滑到6.0%左右。在发达国家零增长或者负增长的预判下，全球经济只能勉强维持约3%左右的增长水平。

　　三是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还在增加。美国金融风暴不仅波及全球金融行业，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日渐显现。短时间内，多家大型企业陷入困境，目前福特、通用、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面临经营危机(没有500亿至600亿美元难以摆脱危机)。一些公司的业绩、资产状况令人担忧，全球还有多少“定时炸弹”没有引爆目前很难做出相对明确的估计。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还在增加。我已经注意到奥巴马先生关于“美国经济最糟糕时期尚未到来”的估计。

　　记者：您认为这场危机有哪些教训值得反思？

　　常修泽：从世界货币体系来看，目前是美元主导世界，自身不受约束，这是一个很大的制度性漏洞。前不久在华盛顿召开的G20峰会上，欧洲、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国便提出要变革“美元为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的想法；从美国经济发展模式来看，过去这些年中，美国可归纳为“超消费、低储蓄、多负债”模式，这种经济模式难以持续；美国经济的宏观调节和监管也存在问题。简而言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松弛的金融监管，造成了所谓的“繁荣”，这其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记者：听说您最近对国内几个地区的经济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有何发现？

　　常修泽：最近我连续调查了长三角地区(无锡、南京和宁波等地)、珠三角地区(佛山和广州等地)、中部的湖南浏阳以及北京、天津、河北(主要是在秦皇岛了解煤炭压港问题)、山西和甘肃等。调研发现，有四个问题比较突出。

　　一是出口明显萎缩。今年前9个月，我国出口增速较去年同期下滑了4.9%。从无锡的调查来看，出口增长较2007年同期下降了6.1个百分点。下滑主要集中在纺织行业，原因在于国外订单减少、出口退税减少。在东莞，玩具、皮革等加工行业出口萎缩明显。

　　二是增长势头减弱。10月份的经济增速下滑比较厉害，工业增速只有8.2%(2007年同期为17.9%)，部分中小企业已经破产倒闭，特别是位于珠三角地区的一些企业。

　　三是企业资金周转困难，这在中小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至9月份，我调查的一个地级市实际资金短缺200亿元至300亿元。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首先是2007年至2008年初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银行严格控制贷款发放；其次是市场销售不旺，产成品占压资金；再次是国内银行在经营决策时观望气氛浓厚。

　　四是企业经营成本上升。一方面是原材料成本上升；另一方面是人力成本上升。我在调研时了解到，短期内企业成本上升中，人力成本约上升15%。同时，出口退税减少、土地资源缩减、资金紧张，在同一个时间段内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企业经营就会出现问题。

　　记者：面对国际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快速变化，您认为我国当前应进行哪些政策调整？

　　常修泽：针对上述问题，国家宏观政策已经做出了相应调整。今年宏观经济政策有“三种样式”：“两防”、“一保一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体来说，应通过以下“即期对策”来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

　　首先是减税，从理论上来讲是属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部分。去年财政收入5.1321万亿元(其中税收4.6万亿元)，今年按照20%的年增幅来看，可能要到6万多亿元。当前形势下有必要减税，现在已经出台了一些具体措施，比如利息税暂停征收；降低住房交易税费(涉及契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等)；投资于公共设施免3年营业税等。这其中值得重视的是“增值税转型”，我认为，这不仅是一项优惠政策，更是一次“制度性变革”。全面实施增值税改革将促进企业技术改造，为企业减负。

　　其次是投资拉动。制止经济下滑的办法一般有两个：增加投资和拉动消费。增加投资上项目，经济可能会迅速扭转跌势；拉动消费，企业就会多生产，经济也会快速增长。我认为，从理论和战略上，应该将经济增长的基本点放在扩大消费上。但是，启动消费难度较大，见效较慢。原因在于启动消费必须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物质基础，建立可靠完善的社保体系，这些都需要有相应配套措施。按照“投资乘数”理论，加大投资后会带来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把钱投到项目上可以迅速见到效果。现在国家决定启动4万亿元的投资规划，投向安居类、农村类、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类、生态环保类、更新改造类以及震后重建类七大领域。我认为有三方面需要注意：一是质量和效益。每个投资项目都要进行必要的、科学的可行性论证，更要有项目投入、产出的比较，特别是防止传统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惯性运作”。二是项目“落地”(建设用地100多万亩的供给，及地区项目与土地控制指标“不对称性”)及“征地”问题。在解决项目建设用地缺口时必须注意保护农民利益。三是防止建设中的腐败。

　　再次是货币手段。贷款利率目前已进入下行通道，还出现了取消商业银行贷款规模限制的政策导向，松动银根可让企业有钱可贷。另外，货币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金融创新，这涉及民间私人股份制银行创建等体制改革等问题。几年前我到越南考察，发现他们已经有38家私人股份制银行。当然，我们做时，一要强调资本金充足，二要加强监管。

　　外贸政策上，要加大退税力度。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为控制出口降低了退税税率。当前，出口大幅萎缩，因此要加大退税特别是纺织业退税的力度。外贸出口退税一般就是先征后退，退税后企业的利润空间增大，可以刺激企业生产。

　　增加居民收入，重点是增加农民和城市中低阶层的收入。增加农民收入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提高农村务农者的收入，就是适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政府规定最低标准。另一个是保证进城务工者的收入。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也应提高城镇职工和低保人员的收入水平。这一点应有新的举措。 (宋海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