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界关心的央企薪酬问题，国资委主任李荣融驳斥了央企高管天价薪酬的说法，称2006年央企主要负责人平均薪酬仅为53.1万元，并非天价薪酬。

　　此番驳斥一度让我不知今夕是何夕。当2009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国资委的同志却拿2006年的数据来证明他们手下的企业负责同志收入是何其一般。于是我更加确信，2006年央企高管的薪酬并非历史最高的一年。尽管如此，国资委眼中的“区区”53.1万年薪，在广大工薪阶层看来，却可能是一套房子；在广大农民的眼中，则可能是半辈子的收成。

　　如果说2008年的数据还没有出来，那为什么不拿2007年的数据说事呢？更何况，2007年是舆论对央企高管年薪争议最激烈的一年。我猜，很可能是有关官员担心2007年的数据很吓人。以神华集团为例，2007年16位高管年薪共2404万元，平均每人150.25万元，超过百万元的高管年薪8位，而两位副总裁郝贵和王金力年薪均为304万元。在整个金融系统与能源系统，高管年薪基本都在百万元以上。不知道以国资为基础的平安集团，其董事长马明哲算不算国企高管，如果算上他的6000多万年薪，2007年的国企高管薪酬平均数很可能将大大超过53.1万元。

　　中国许多公共领域的数据统计形式与表述形式，也许是最诡秘的。需要小一点的数据时，统计范围就尽量就低不就高，这样平均起来，董事长的收入就降得跟普通经理一样了。在措词上，则选择“仅”、“才”、“只有”等词汇，这种方法在统计环境污染、公务人员收入等数据时，会大量运用。当需要大的数据时，统计范围则就高不就低，在措词上通常采用“达”、“升”、“跃居”等词，这种方法在统计居民收入、就业率、经济增长等数据时，经常被用到。

　　平均数是一个很容易掩盖问题的数据，当我们需要直面最突出的问题时，一平均，大问题就神奇消失了。温家宝总理有一个著名的乘除法理论，他说，再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人口，都是小数；再小的问题乘以13亿人口，就成了大问题。显而易见，国资委有关官员这次的计算方法，不可能是向公众展示真实的央企薪酬问题，而是试图蒙蔽公众的认知，平息舆论对央企高管薪酬的不满。

　　不过，我并不认为国资委刻意“降低”央企高管薪酬水平，是护犊情结在起作用。其真正的意图大概是想掩盖自己管理上的不力。因为针对社会反响强烈的国企高管薪酬问题，国资委曾誓言整顿，并出台了具体规定，譬如，要求国企高管年薪不能超过一般职工平均工资的13倍。但由于问题积重难返，国资委整治效果不佳，因此也只能在数据上为自己圆个场了。(椿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