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况：周尧，鄞州籍著名昆虫学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今年12月15日7时40分，周尧病逝于西安杨凌，享年98岁。]

　　周尧，毕生致力于昆虫分类与区系研究，著作等身，成绩卓著，为中国乃至世界昆虫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代昆虫学大师，在这个冬季静静离去。在他的老家鄞州区塘溪镇，家乡的人们深切缅怀他。在美丽的东钱湖畔，建于1996年的周尧昆虫博物馆，留下了他的心血与追求，也永远留存着他不灭的精神之光。

　　幼年时就对昆虫有兴趣

　　1912年6月7日，周尧出生在鄞州区塘溪镇上周村的一个飘着书香的家庭里，父亲在家开设私塾，因知书达理，在村人中威望很高。

　　江南的山水滋润了周尧聪慧灵秀的天性，他不仅功课好，还从小喜欢捉昆虫来玩。

　　每当他捉到虫子时，他那信佛的老祖母总是说：“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杀了生，要进地狱的。”

　　小周尧却机灵地回答：“升天堂还是下地狱，要看是不是存心杀生。我抓昆虫是为了保护庄稼。如果真有天堂，还不知谁能进得去呢。”

　　1934年9月，周尧在上海读完中学后，考入江苏南通大学农学院。1936年，因成绩优异，获南通大学校长的资助，赴意大利那波里大学学习，进入当时世界昆虫分类学权威西尔维斯特利教授的昆虫博士研究生班。

　　周尧是西尔维斯特利教授7名外国研究生中唯一来自东方的学生。一年之后，周尧成绩斐然，被公认为西尔维斯特利教授品学兼优的高徒，而且成为意大利皇家那波里大学的导师助理最有希望的候选人。

　　“你会相当成功的。”西尔维斯特利教授曾充满感情地对周尧说，“我为有你这样的学生而感到荣幸。”

　　大虫不杀，杀小虫何用

　　1937年爆发的“七七事变”，一下扭转了周尧的人生航向。

　　有一次，周尧在意大利一个朋友家里闲谈，忽然进来一青年，一看见周尧就竖起大拇指说：“你们日本人真了不起，一口把大半个中国给吞下去了。”

　　周尧气得眼睛冒出了愤怒的火光，一拳将那个青年打倒在地上。

　　不久，在一个大学留学生聚会上，有个外国学生傲慢地说：“中国是东亚病夫，是落后民族，不灭亡才怪呢！”

　　周尧霍地一下站起来反驳说：“我们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就像太阳，几千年前就从东方升起。不久，文化和科学的太阳还会从东方升起的，咱们走着瞧吧！”

　　从那时起，一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在他心中油然而升。战火中的祖国在召唤，周尧向西尔维斯特利教授道别。教授盯着周尧那张坚毅而激动的面庞，明白这个年轻人放弃异国的大好前程不是

　　在开玩笑。

　　教授说：“你的学业要中断了，你的前途还要不要？”

　　“报国之日短，学业之日长。大虫不杀，杀小虫何用？”这个直言不讳的反问，无懈可击，当下把教授说服了。他满怀深情地拍着周尧的肩头说：“去吧，回到你美丽而多难的祖国去吧！你的论文已经由学校评审委员会通过了，你可以免去论文答辩。但我希望你在战争结束后，继续从事昆虫研究。”

　　1938年4月，周尧回到广州，第二天，就穿上了军装，投笔从戎，随军到抗日前线。后来，他被师长发现是个留学归国的高级专业人才，才劝他退伍，结束了三个月的戎马生涯。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39年，周尧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决心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个地方就是西北农学院（现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当时，西北农学院在很偏僻的地方，从火车站到校门，一路上没有一棵树，没有几间房屋，满目都是黄土，夜间经常可以听到土匪的枪声。周尧成为当时西北农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让周尧看到了光明，他知道自己可以为祖国做更多的事了。他继续留在西北，依然是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教书育人，埋头研究。

　　那时候，世界昆虫学史，言必称亚里士多德、林奈、达尔文，竟无中国人的名字。周尧为此开始研究我国古代昆虫学史。

　　1953年到1956年，周尧阅读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及地方志等线装书70余册，研究全国各地考古发掘资料，通过沙里淘金，于1957年写成了《中国早期昆虫学研究》。这本书的出版及周尧的研究，创立了我国昆虫史的新学科，并为之奠定了基础。

　　1980年，周尧又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中国昆虫学史》，考证出在益虫饲养、害虫防治、形态学研究、天敌与化学剂利用等昆虫学诸领域，中国都比欧美早涉足几个世纪。此书一出，震惊了世界昆虫学界与生物科学史坛，被国外专家誉为“不朽的著作”，世界昆虫学史由此被改写。

　　这本书的内容如今已被国内外专著及教科书广泛引用，1990年获中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有中文、英文、世界语、意大利文、德文等多个版本。

　　60年教书育人，桃李芬芳

　　1939年，周尧在西北农学院当教授，在讲台上一站，其教书育人的生涯就持续了60余年。

　　周尧非常热爱教书育人的事业，在他60年的教书生涯中，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他从事教学时，特别重视课堂讲授，讲起课来思路清晰，内容纯熟，表达确切而生动，板书工整，再加上他有一手画昆虫的绝活，边讲边画，口与手几乎是同时进行，惟妙惟肖，使一门枯燥的分类学，竟成为一个活色生香的昆虫世界，使听课者既受到教益，又成为一种享受。所以，学生们形容听周尧的课，是“如沐春风”的感觉。

　　1979年以后，周尧的教学重点转到培养硕士研究生上。在他90岁高龄的时候，还带着两名研究生。他亲自培养的研究生就有十八人，博士生十四人，指导博士后两人，均品学兼优，成为国家有用之材。

　　长期以来，周尧每开拓一个新科研领域，都会热切地培养这一领域的新人，一直到新人们能独当一面了，他就将这一领域放手给他们，自己又去开辟一个新的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昆虫学的人才，始终是他最真切的心愿，也是他人生的一大奋斗目标。

　　赢得“蝶神”美誉

　　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周尧因研究小麦吸浆虫防治取得突出成绩，被授予“优秀科技成果奖”，他个人也获得了“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79年，国务院又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教书育人的同时，不断地在昆虫学领域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得益于周尧惜时如金的工作习惯。他自青年时期在学习、工作上就非常注重效率，同时忘我地投入，持之以恒，一直到他晚年，仍然如此。

　　长期以来，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白天按时上、下班，晚上回到家中除了看看电视新闻外，其余的时间大多用来读书、写作。走进他的工作室或家里的书房，可以看到他的工作台上摆放着大量正在阅读的书、信、文件和正在写作的稿纸。即使是在他住院期间，心里也念念不忘他的科研。

　　1994年，周尧主编了《中国蝶类志》一书，这本书堪称中国昆虫学划时代的科学巨著。全书100万字，彩色图片5000余幅，包括中国蝴蝶12科366属1800余种及亚种，不仅编排了中国蝴蝶的分类系统，还严格按照《国际动物命名法规》的规定，纠正了中外书籍上不少蝴蝶学名的历史性错误，审查了全部已有的中国蝴蝶的名称，并拟定了所有中国蝴蝶的属名与大批新名称。

　　《中国蝶类志》是世界各国蝴蝶志中最完善最精美的一部，是一本无与伦比的巨著。这部书第一次为中国蝴蝶名称的统一与系统化奠定了基础，并于1995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及第九届中国图书奖。

　　1997年，周尧又完成了《中国蝴蝶分类研究》一书，60万字，是一部全世界研究蝴蝶属征与翅脉最全的专著，使中国的蝴蝶研究达到了更加完善的地步。这本书于2000年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周尧也因此被国内外的人们誉为“蝶神”、“虫坛怪杰”、“亚洲之光”等。

　　东钱湖畔，留存大师芬芳

　　如今，一代昆虫学大师周尧已离开了这个依然鸟语花香的世界。他的研究，他的学术成果，他光辉的治学精神，却在人间长久留存。

　　回首他与昆虫相伴的一生，分类研究是周尧的主攻方向和第一专长，他认为昆虫分类工作的顺利进展取决于三个条件：标本积累、文献积累和经验积累。所以，60年来，在他教书育人，埋首科研的过程中，他亲自采集，并带领全系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采集，目前经过整理和保存的昆虫标本有70万套，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为全国动物学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中保存昆虫标本最多的单位之一。

　　1982年，周尧就提出在西北农学院建立昆虫博物馆，他的建议受到国家计委和农业部的重视。于是，中国第一个昆虫博物馆于1987年6月8日在西北农学院建成。1999年9月，昆虫博物馆二期工程新馆建成。

　　如今，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美丽的校园里，一座占地面积为4500平方米的现代化展馆雄伟地矗立着，里面藏有70余万套昆虫标本，藏书3万余册，4个宽敞明亮的展厅讲述着昆虫世界的奥秘，也述说着一位科学家对昆虫事业的毕生追求。

　　在周尧的家乡鄞州，美丽的东钱湖畔，也于1996年建立了一个以周尧名字命名的昆虫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周尧及他带领的学生采集的上万套蝴蝶标本及其它昆虫标本，还有他一生所有的著述。

　　在周尧昆虫博物馆开馆典礼上，鄞州区政府（当时为鄞县）给他颁发了60万元的奖金。周尧当场宣布，除将其中的20万元捐献给周尧昆虫博物馆外，其余的40万元和他积累的10万元稿费全部用来设立昆虫分类学奖励基金，希望这一基金能在青年科学家的成长上发挥作用。

　　就在周尧临终前一个月，周尧昆虫博物馆的馆长陈小成还专门到他西安杨凌的家里去拜访，告诉他鄞州区委区政府非常重视博物馆的建设，将另选地址，为昆虫博物馆再造一个漂亮的新馆，更好地弘扬他的爱国敬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