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个税消费者不一定投入消费 需要社会保障系统完善

　　记者：目前奥巴马新政中也有减税的相关政策，您觉得他的新政有没有中国在税改上能够借鉴的地方？

　　刘桓：首先，中美两国有经济和人文环境的差异。

　　百姓的消费心理的差异和社会体制的差异。

　　奥巴马的政策是基于美国财政分配制度来进行的。美国人和中国人不一样的就在美国人敢花钱，今天敢花明天后天的钱。而中国人正好相反，今天的钱可以明天后天去花。消费习惯不同，政策产生的效果不一样。在美国只要减税的措施采取以后，比如给美国人多省一块钱，他敢用一块钱作为杠杆贷款五块钱投入消费中。但中国人可能就会存起来。

　　记者：您是说如果调整个税之后，消费者省下来的钱并不一定会投入消费吗？

　　刘桓：我们都担心会有一个问题产生，那就是“货币搬家”，就是说他不转成消费又变成储蓄，把钱又存到银行去了。这个货币搬家产生的效果是很坏的。金融危机深刻的表现之一是银行资金过多。国家把钱从税中截一部分给百姓，百姓又给银行了，等于把风险直接转嫁到银行了。在减税过程中，最担心的就是出现形成的购买力会有很多的截留，百姓并不花钱。

　　让中国百姓花钱消费，他们会有很多后顾之忧。比如说房子的问题，一个房子需要工薪阶层几十年的收入，为了买房子当然要省吃俭用。子女教育，养老赡养，老年要考虑以后看病等等。中国目前的百姓储蓄率占到50%左右，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样的经济政策，对美国的刺激能够达到10%，而在中国能够达到5%就不错了。如果说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险、福利、医疗保障等等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国家一厢情愿的刺激消费，根本起不到实际的作用。

　　记者：一些地方政府正在考虑或已经进行发放消费券的做法来刺激消费，您觉得这样的方法比起降低个税来说是否更有效？

　　刘桓：这种做法可以作为一种措施，救助某个企业，或者是救助一定时期经济发展的困难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办法绝对不能长久。这是一对一的刺激市场。让我们想到了小时候发的工业券、粮票等等。在经济很箫条、异常的情况下，这个做法可能是有效的。比如说某些地方就是靠某几个企业和某种产品支撑，这种产品又是百姓急需的，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和百姓的需求相一致，可以起到作用。但是一旦刺激作用完成以后，要取消掉。这种办法某种程度来讲有一点计划经济的特点，目的其实是在于刺激生产者的积极性，而不是消费者。但是中国目前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再走这条道显得有点落伍了。毕竟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基本取向是市场化的。三十年改革方向证明，我们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因此，现在中国经济绝不能大规模的后退。

　　记者：您觉得在第二套刺激经济方案中，个税应该怎样调整能够符合国情，并刺激消费？

　　刘桓：我认为在中国目前不宜大规模的提高起征点，而应该着眼于个税改革的全体。一个好的个税制度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我们要从分类分项的个人所得税制向综合的税制过渡。分类分项就是我们今天的税制，个人所得税分成11项，有一项，就收一项税，这非常麻烦，并且缴税的额度要高，合理的做法是一个人一年的综合收入放在一块，最后统算。中国的台湾、日本、美国都是这样的。

　　第二，我们的税制设计要科学、合理、简便、易行。首先，税不能太复杂。一定要考虑到政府收入和百姓负担之间要取得平衡。核心就是百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税收负担怎样去确定。我认为要考虑几条：第一，个人的承受能力，在国外叫量能扣除，你的税收负担能力比较强的人，应该多付税，能力不强的人要少缴税。个人所得税目前在中国，总体来说税务较重。

　　第三，在中国目前扣除是单项，剩下的都纳税。这在国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在国外，刺激经济发展，让大家买房，按揭贷款的利息，在美国允许作为税后必要费用扣除的。子女在上大学，可以作为税款的免除部分扣除掉了。这些扣除要在中国进一步实现。因此，百姓关心个税，今后的主要着眼点是关心我们国家整体改革的进展。这是我认为比较理想的模式。相比之下，比我们现在只关心个人所得税的必要费用扣除的起征点要宽很多。（纪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