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南省农村的一所村办小学,全用茅草盖成
农村的孩子代表着农村的希望。
广西大苗山深处的一所乡村小学的孩子们领到了新课本
“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1月初,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这是文中的一句话。
此言一出,激起了无数人心中的涟漪。
华南师范大学人才测评与考试研究所所长张敏强说,10年前他已在中山大学做过不完全的调查,“当时城市大学生已占90%,现在估计只会更多。”
“从儿子读高中起,我就要借贷付学费了,大学……”广东德庆县马圩镇荣村的村干部老戴感叹。
现实远不止此。当了18年中学教师的杨明伟说,在他执教的县一级中学里,每年只有25%的初中生会选择上重点高中考大学,而18年前这个比例是60%。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议题。”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表示,但在广东社科课题研究中处于“未完成”状态。连日来,本报记者着手开展了目前农村生源在高校中所占比重的深入调查,以求探询每年挤入高校大门的千军万马中,农村孩子的脚步为何逐渐迟疑。
文/本报记者 邱瑞贤
通讯员杨明伟
图/本报记者 杜江(署名除外)
本版金语
“很多人说,粤北粤西等地区的中学就是珠三角的师资培训地,一冒尖就往外跑。”
“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在广东,总理的这句话到底是否符合实情?
无论今昔,孩子们都从自家起步。未作刻意筛选,上周本报记者着手调查的是粤西一条最普通不过的村庄。
儿子刚读上高中
老爸就开始借贷
德庆县马圩镇,隐藏在一条省级公路的旁边。时值砂糖橘的抢收季节,路旁杂乱地拥挤着一个又一个临时的交易帐篷。昏暗的光线里,布满了为这些果实忙乱不堪却心情烦躁的当地各村农民,他们希冀着在迎春年果市场做最后一搏。学校早已放假,各家各户赋闲在家的孩子们被大人们带领着,也投入了这场生死攸关的“战斗”。
但是繁忙并不意味着丰收,“一窝蜂”的种植没有带来良好的经济收益。交易市场内外,到处倾泻着因为来不及出售而腐烂的橘子堆。在距离镇政府不到5公里的荣村,村委会副主任戴兆楷一脸灰暗,“我种了十几亩橘子,辛辛苦苦一年,现在算算,卖掉这些橘子还要亏十多万元。”
老戴的宝贝儿子去年考上了县城最好的中学香山中学。“450人考中了90人,我儿子排30名。”言语之间他颇感自豪,并早早已经打探清楚,这所中学的学生每年能考到大专以上院校的比例是1/2左右。
按照老戴儿子的成绩来看,考上大学并不难,然而能不能上却似乎是另一回事。“不瞒你说,我虽然是个村干部,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00元,这个钱连儿子在县城中学读高中一个月的伙食费都不够。”老戴儿子在香山中学的学费是每个学期1050元,“我们靠借贷交上的”。
但他表示,荣村在德庆还不是最穷的村,“也就中等水平左右”。“每个村民每年的收入不到4000元,连吃饭都很紧张,孩子上大学不借钱是不可能的了。”由于没有太多可供创收的环境条件,目前该村的村民主要靠务农为生,几年前风光的砂糖橘种植现在已成了“鸡肋”,各地一哄而上造成了恶性竞争,“现在我们批发价格才0.8元一斤,成本都收不回来。”整个村子去年最大的一笔集体收入来于租地,仅9000元。
“供不起,这是最实际的原因,有钱谁不想供大学生,但是有实际困难啊。”老戴并不承认村里这些年考上大学的孩子数量比过去减少,“因为社会进步,孩子们的素质比过去有所提高,这些年村里每年都有两三个考上重点本科。但是能不能读上,客观困难还是存在,我一个亲戚的孩子,单亲,去年考上了也没法读,先打工,后当兵去了。这在农村很正常。”
两年前,在教育部主办的“高校可持续发管理论坛”上,专家们提出“一个农民13年纯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4年花费”,如今依然是这样。
老戴说,儿子的争气多少给了他很强大的精神支撑。在儿子就读的马圩镇中学里,招收的是全镇各个村办小学自然升读的孩子,“9年义务教育阶段,初中是全升的”。每一年,这所中学招收的初中生有450人左右,“毕业时其中70%以上会出去打工,大约30%会上高中。”具体到老戴儿子这一届,考上县高中的一共90人左右,其余的360多名孩子全部分流。
“我们村只能算中等状况。”老戴一再强调这一点。在马圩镇另一个村诰赠村的思落小组,村民大约有350人。在邻镇官圩镇沙旁中学任教的教师梁永波分外留意村民的状况。对于大学生有没有逐渐减少这个话题,他格外有兴趣。
“上个世纪90年代,那时大学生就业还比较吃香,村里都使劲培养大学生,才几百人的村民小组每年都有七八个大学生冒出来,最厉害的出国留学去了。”梁永波回忆,那是村里历史上最辉煌的几年。“但是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没怎么听到有大学生出来了,我只听说2006年有一个考上了广东商学院。”
“主要是出路不好。”梁永波认为,“这几年村里每年都有五六个孩子初中毕业,其中有三四个选择读技校,有两三个被家里安排去种水果,基本上没有孩子会选择读高中,不读高中,自然就不可能读大学。”
初中毕业后孩子们
纷纷从校园“蒸发”
就在去年,该村有一个孩子初中毕业,会考成绩都已经达到香山中学的录取分数线了,可是家里最终却让他去读了技校。这是让梁永波觉得最可惜的一个孩子。“家里人觉得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太高,但是出来后却可能连谋生都有困难,还不如早早出来打工做生意。”
“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我的感受是现在农村的重教风气确实不像过去那么浓厚了”,在德庆县一级中学悦城镇龙母中学任教的湖南人杨明伟已经做了18年的初中教师,多年来他的学生98%以上来自当地的农村。
“18年前,我教的初中班上,起码有60%的学生选择报考重点高中,而18年后的今天,顶多只有1/4的学生会考了。要了解为什么现在农村大学生越来越少,从初中开始就发生变化了。”他认为,让这些农村孩子从初中毕业后就开始蒸发的最大原因有几个方面:学费高、就业形势和社会风气。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涂猛曾透露,据青基会调查,60%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之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
再往前追溯,中学并非农村孩子们进入大学的第一起点。农村的孩子们正在如何开启他们的求学之路?
回看荣村,全村人口约为1200人左右,该村村办小学容纳的学生数量约为200人左右。在过去的近20年里,这所建造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小学翻新过两次。“和我们住的房子相比,校舍还算可以,最大的问题是老师。”作为村委会副主任,老戴没少受村办小学校长的唠叨,“他每次跟我说的都是,能不能拨经费多招两个老师?”
年轻英语老师太抢手
只能在3个村“走教”
如今,这200名孩子的老师一共有7个。每天他们都在各个年级连轴转,一人身兼数个科目,“这实在太正常了”,老戴认为这简直不值一提。
让他最担忧的是英语老师。前几年,荣村村办小学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从肇庆师专毕业的年轻英语老师,“县级师范来的,很不错了,所以很抢手,只能几个村‘走教’。”
所谓“走教”,和孩子的“走读”不是一个概念。意思是,由于附近两三所村办小学都只有这一名英语老师,所以她必须每天“走着上讲堂”——刚在这个村上完课,就要马不停蹄地往下一个村子赶。不过,虽然“抢手”,这名英语教师的工资和其他老师没有什么差别,都是统一的标准,月薪1600元左右。“她虽然辛苦,但是别的老师一人教很多科目,也一样辛苦。”老戴说。
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为解决农村师资短缺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城乡之间的生活环境和办学条件的差异、农村教育经费短缺、教师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交通不便等,众多农村优秀教师流向城市的趋势已属不可逆转。
像荣村这样期盼多年才盼来一名英语教师的现象在农村相当普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不愿到农村任教,即使来了也会迅速流失。据媒体报道,陕西省宝鸡市某农村高中统计,近三年就有10多名优秀教师流向城市,但县政府因财政不足,又拒绝大学生回县工作,造成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严重缺编。
去年12月25日,“南方网广东发展论坛”出现的一组紫金县旧塘小学岌岌可危的现状的图片,至今让人印象深刻。全校21名小学生,只有一名已届71岁的老教师。该校被冠以“广东省最破烂学校”的响亮名号,虽然情况极端,但多少浓缩了广东很多村办小学的窘况。
除了师资,同样不容乐观的是学校的教学设施,“校舍可以,但是里面没什么内容”。老戴坦言,村小学的孩子们从来不知电脑为何物,其他所有电教设备更是一应俱无,孩子们最熟悉也最永恒的,就是他们手里的旧课本。
“附近几个村子都这样,儿子说,读上镇初中后,终于知道电脑长什么样。”老戴憨厚地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