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打工回来与子女团聚。

在调查间隙感受山村里的雪景。

村里像这样的老式木屋已经不多了。

　　每天的广州火车站、汽车站，都在高负荷地运载大量农民工回乡，而这个浩大的工程今年来得特别早。“四川返乡农民工突破百万，灾区面临就业困境”，这样的报道在春节前不时见诸报端。

　　春节来临前的一个月，挂靠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系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一支调查队伍深入到贵州、湖南等地的农村。这支调查队由贺雪峰教授带队，一行15人，驻扎农村半个月，记录了返乡农民工目前的生活状态。

　　农民返乡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究竟有多深？回乡后他们做些什么？当地政府提供了怎样的政策支持？来年他们的生活和前途又将如何？

　　“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观。”贺雪峰说。

　　贺教授带队的这次调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民工返乡”后的农村。

　　文、图/本报记者

　　杜安娜、曾向荣

　　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观。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使中国具有与西方国家及其他任何国家都完全不同的应对危机的机制与能力。

　　贵州，湄潭县，某村。

　　李家院子里，一个满脸稚气、20出头、穿着时髦的小媳妇，一边哄着怀里的孩子，一边不断翘首张望，听到外面有点响动就出来探探。

　　小媳妇打工时认识现在的丈夫，李家院子未来的主人，两人很快回家办了酒席，生了孩子。因为厂里不景气，夫妻俩在春节来临前，早早卷起铺盖回了家。

　　小媳妇虽然跟丈夫回了家，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打工梦”。小媳妇的丈夫从城里回来后，就跟着父亲在县里做电工，“学个一技之长，将来也不会没饭吃”，而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她，打心底认为婚姻阻断了她由来已久的梦，她也不止一次提出离婚。

　　春节的临近，村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陆陆续续回来了。平时不大跟长辈、邻里交往的小媳妇，对谁家有打工返乡的消息却特别灵，一有空就“奔”过去凑热闹了。

　　李家是村里的大户，到这辈却是单传，两公婆决心要把儿子留在身边，所以对小媳妇也百般顺从，万般讨好，“不然她早就走人了”。然而，小媳妇的心如磐石，“一定要出去打工”。

　　此时此刻，同村的小嫂子阿英却心情迥异。

　　当年在广东打工时，阿英的“日子过得很潇洒”：经常变换工作，有钱就花，还“耍”过不少男朋友。已经是两个孩子她妈的阿英，今年34岁，去年回家后，她与老实巴交的丈夫两人，安心种起了一亩五分田。说起打工，她心里已泛不起半点涟漪。“一方面，这个年龄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了，小女孩、小伙子比较好找；另一方面家里也需要照顾，有老人和小孩，而且在农村比较自在，想做的时候就做，想赶场(赶集)的时候就去赶场”，她长叹一口气，“我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这是发生在2009年新年前，贵州农村最为常见的一幕，同时也是发生在广大中国农村，返乡农民工较为普遍的场景。

　　1月13日晚，从贵州返回武汉的火车上，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调查小组仍在缱绻思索，带队的教授贺雪峰长长舒了一口气，“农民工返乡”的情况，比“我们调查小组之前预想的有些不同”。他们一行15人的调查队伍，驻扎贵州、湖南农村半个月——他所在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对这次的调查煞费心思。

　　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

　　记者：调查小组所到的农村是什么样的状况？

　　贺雪峰：2009年元旦后不久，我们到了贵州湄潭县聚合村，进行了半个月的驻村调查。

　　聚合村是一个典型的汉族村庄，全村共有4400人，人均约一亩耕地，是取消农业税后，由之前三个行政村合并而成。我们刚到村庄时，全村已有200多农民工返乡。在我们调查的半个月时间里，每天都有10～20个农民工返乡，到我们离开聚合村时，全村2000个外出务工村民中，已有600人返回村中，而在往年，春节前的半个月才是农民工开始返乡的时间。

　　聚合村大量农民工返乡与金融危机有关。几乎每个被访谈的村民都会与我们谈起金融危机，并事事与金融危机联系起来。从访谈返乡农民工情况得知，聚合村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工厂倒闭，春节临近，农民工不再新找工作，而是先回家乡过完春节，再作打算；二是工厂订货不足，开工不满，之前需要加班生产以供出口的季节，现在变成淡季，农民工因为没有加班，报酬不高，不如请假回乡过个好春节，工厂也乐意农民工请假；三是到山西挖煤的农民工，因为山西煤窑秩序整理而停矿数月，他们正在等待煤窑重新开放。

　　记者：现在最为担心的是大量农民工返乡后无法就业，形成社会上不稳定因素，您怎么看？

　　贺雪峰：从目前的情况看，金融危机远未见底，2009年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随着更加多工厂的倒闭与开工不足，可能有更多农民工失业，而不得不返乡。聚合村有2000个村民在外务工，村支书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大量农民工返乡，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没有了。更严重的是，长期外出务工的农民很难适应农村的环境，他们在外务工形成了高消费的习惯，回到村庄，收入来源没有了，而消费习惯却难以改变，一旦打工积蓄的那点钱花完，他们就可能偷盗抢劫。那个时候，农村的社会治安与秩序可能更加严重。

　　与聚合村支书担忧相似的是，很多专家学者担心，金融危机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大量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返乡，他们守在城市却又无业，就可能带来社会治安与秩序问题。

　　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导致就业减少，不仅可能带来农村经济社会方面的问题，而且可能带来城市社会问题。

　　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学家计算，中国在2009年最低必须要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不然中国的就业不足就可能带来一场灾难。也因此，国家一方面扩大投资，一方面鼓励内需。甚至有意见说，现在爱国的最主要表现就是增加消费，多花钱。

　　记者：农民返乡后，他们靠什么生活？

　　贺雪峰：最近几年，中国农村取消农业税的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的普遍改善)，使返乡农民发现，家乡的生活也还不错，较之前想象的落后其实不同。而按户所有按人均分的土地制度，又使每一个回来的人都至少能够通过从土里“抱食”来解决温饱问题。有了土地，就有了安全感，有了归属，有了生存下去的最低底线。

　　所以，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观。要理解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我们还必须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讨论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工就业的机制，我们必须讨论农民工返乡的逻辑。

　　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使中国具有与西方国家及其他任何国家都完全不同的应对危机的机制与能力。

　　记者：农民工的返乡，对农村建设、内需拉动有什么作用？

　　贺雪峰：有经济学家说，中国只有通过拉动内需，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才能达到最底线的就业，从而保持社会稳定。显然，这些经济学家并不了解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中国特色的机制，更不理解农民工返乡的逻辑，而是坐在家里想当然。

　　与拉动内需保增长的结论相反，我们在农村调查看到及担忧的是，若农民将多年外出务工经商赚的钱用于消费，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这些以青春为代价赚取收入的农民，在花光自己的积蓄以后，却并无再获得收入的能力，他们后面的人生日子将会极其难过，因为他们年龄大了，不再有外出务工赚钱的能力。刺激农民消费的意见是错误的。鼓动农民消费，说爱国主义就是消费的观点，是荒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