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立生

　　日前在访谈中，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谈及“人大国学院……现在最难的是国学学位问题，最迫切的也是这一条。”，又及“清王朝引进西方教育制度的时候，分了八大门类，第一个就是经学，我看这八大门类就非常科学，经学就相当于国学。遗憾的是，蔡元培当部长，把经学搞掉了。其实蔡元培也不都是对的嘛，不要把蔡元培说得那么神圣。”(3月3日《新京报》)

　　我却是不以为然。国学这个概念，本就时代烙印鲜明，是当年西风东渐之际，专门针对西学而言，一些“国粹派”学者如章太炎先生所谓“继绝学，存国故，植邦本，固种姓”是也！——统括传统学术。按旧的分类，经、史、子、集，所谓“四部”，无疑是浮于表，偏形式而非重内容的。若谓“经学就相当于国学”，又置史、子、集诸部之学及小学等于何地？是不是太偏狭隘了点？这经学又是学的什么？“五经”也好，“十三经”也罢，都是儒家经典！儒家定于一尊，地位特出，又置道、墨、法、名、兵诸家学说于何地？也太不“学术平等”了吧？如前所述，“四部”的分类本就重形式而非内容；清代大学者章学诚说：“六经皆史”，譬如《诗经》，以内容看又实在是和集部里诗集几无差别，所以还不是(经、史、集)混杂一起，家没分得了？纪先生说“分了八大门类，第一个就是经学，我看这八大门类就非常科学”，我还真就不知道“科学”在哪里？分门别类自然要界定，清晰界定又在何处？

　　纪校长说：“遗憾的是，蔡元培当部长，把经学搞掉了。”，确切说是当教育总长时。在我看来，这也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之举。蔡先生本是“读经”“过来人”，点过翰林，又留德多年，称之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也当不谬。而既把“经学搞掉。”，则也当其来有自！……

　　且先说又是怎么个“搞”法呢？1912年1月19日，下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5月第二道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7月又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1914年，又指出经学分别归入文科与史科，不另立一科……

　　如果不把这“经学科”搞掉，继续“科”下去，“五经”也好，“十三经”也罢，无不儒家经典，只怕又要回复到“尊孔”“祭孔”那条老路上去。这倒不禁叫人想起鲁迅《读经与读史》里开头一段：“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岂但‘读’而已矣哉，据说还可以‘救国’哩。‘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也许是确凿的罢，然而甲午战败了，──为什么独独要说‘甲午’呢，是因为其时还在开学校，废读经以前。”；我想这段话之于纪校长“整个教育制度全是西化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保留一个就不行吗？就这么难吗？我看不出难在哪里……”的问题，也正给了一个答案，即当时要“救亡图存”；也就是前述“其来有自！”

　　蔡先生废了读经，标举的是科学与民主，主北大期间，更是助推甚至领导了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功莫大焉！蔡先生当然不是什么“神圣”，也不可能总“对”，比如说“清党”时一度站在蒋介石一边就不对。但而今纪校长既说其废经学科不对，又不证其不对在哪里，说不出个子丑卯寅来，自然也就让人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