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立生

　　“有个大学生杀猪，就炒作开了。大学生为什么就不能杀猪了？今天卖猪肉，明天一个好的食品公司就诞生了。我不是让大学生都去当杀猪的，但是，我觉得大学生去基层创业、开拓，锻炼成长，说不定成为各级领导人，完全可能。”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访谈中如是言。(3月3日《新京报》)

　　市场经济时代，有人就业难甚至失业本也稀松平常，尤其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情势下。在政府，当积极促进就业，尤其加强社会保障；在公民，当灵活就业，积极谋生；而在高校呢？……高校本即是社会人才“蓄水池”，同时更有着社会服务之功能！

　　而今纪校长却是说：“大学生就业难只因精英观念”！这倒不禁叫人要问了——其一，固然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连年扩招，高等教育由精英型一转而为大众化已是明摆之事实，但是大学的教育调整是否跟进了呢？是定位明晰，人才培养方向正确，着眼于社会和市场之需求，还是说是模糊、迷乱，如当年清华故校长梅贻琦先生所说的“或失之理论过多，不切实际，或失诸凭空虚构，不近人情，或失诸西洋之资料太多，不适国情民性；学子一旦毕业而参加事业，往往发见学用不相呼应”，以致培养出来的“人才”，论理论理论不过硬，论实践实践又不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脱离于社会和市场之需求了呢？这恐怕也大有可计较处呢？不然为何屡有大学生毕业出来再回炉中专“深造”的“新闻”呢？而今说是大学生大可去杀猪，要是这猪杀的没有寻常杀猪的“技术”上过硬，恐怕这饭碗亦难端稳当呢！

　　其二：术业有专攻，社会有分工，这也是常识！正如美国思想家安·兰德在《客观伦理学》中所说：“从社会存在中可获得两项伟大的价值：知识和交易。只有人能将自己的知识宝库代代相传；人类可用的潜在知识比任何个人一生中能够获得的知识都要多；每个人都能从其他人发现的知识中获益匪浅。社会存在的第二项好处是劳动分工：它使人们能够把精力奉献给特定领域的工作，并以此交换其他专业人员的工作成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标榜了那么多年，而今却说是大学生大可去杀猪(大学又开杀猪专业了吗？)，这是不是在否认社会分工呢？这到底是在尊重知识，还是在贬抑知识呢？

　　其三：报载一个西部农村家庭35年的纯收入才能培养一个大学生；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大学收费，论实际支付能力早比世界最高的日本还高3倍。“精英式”的收费，而今却说着教育是普及型、大众化的，毕业生大可去杀猪，这话说的底气还足吗？这一代的大学生，成了不仅被绑架，而更被遗弃的一代大学生？

　　其四，如前所述，一个西部农村家庭35年纯收入才能够培养一个大学生，大学高学费严重影响民生，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新三座大山”之一。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培养子女，也是要做成本收益考量的。早知如此——要去杀猪，何必当初——赔上时间和金钱？要是小学毕业、初中毕业就去杀猪，——这猪照样杀得，不花钱反攒钱，没准房也修了婚也结了孩子都生了。都说大学当是“社会的守望者”，知识分子当是“社会的良心”，在民众如此血本无归或者大亏的情况下，如此论调，能拍着胸脯说对得起良心吗？

　　其五：一遇就业难，就拿扩招来“缓兵”，“苟延残喘”，终致“积重难返”。而今的大学生就业难，是否关涉矛盾掩盖、延缓后的大爆发呢？错误的扩招教育决策，是不是给火上浇了一把油了呢？而且，大举扩招随之带来的教育资源被稀释，教育质量下滑，和当今的大学生就业困境又有无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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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大学生就业难只因精英观念”，似乎就业难无关客观因素，只是主观的学生观念问题；若凡事都决定于人的主观因素，如此思维和当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又有何区别？不是返躬自省，而是把责任推诸学生！“大学生为什么就不能杀猪了？今天卖猪肉，明天一个好的食品公司就诞生了。”这样的话也许谁都能说，也就还大学不能说；无他，利害相关，庶几近于“谁都做不了自己的法官”的天然正义原则使然也！

　　忍得跨下之辱，韩信终成淮阴侯；但并非忍得跨下之辱者都能成韩信！而今纪校长说“去基层创业、开拓，锻炼成长，说不定成为各级领导人，完全可能。”——“望梅止渴”之“梅”、“画饼充饥”之“饼”，是多诱人啊！但也只是“可能”而已，无从验证，近于废话。其实，这与日前有广东省政协常委、九三学社广东副主委温洋建议大学生毕业不妨当“走鬼”——拿“李嘉诚靠卖塑料花、霍英东靠开杂货店、美国的戴尔靠送报纸起家。”来标榜是如出一辙，都是只见“一将功成”，不见“万骨之枯”。——是不是也太过“精英”了点，与普罗大众太过隔膜了点，拿一句俗话来说，就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