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敏利代表：应把发展中小城镇作为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的关键着力点
新华社北京３月４日电（记者 陈玉明 王攀）如何安置大批返乡农民工是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易敏利建议，应把发展中小城镇作为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的关键着力点。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大批沿海企业停产或关闭，导致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据有关部门测算，返乡的农民工超过２０００万。
易敏利说，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返乡后，有些已经不能适应或不能胜任田间农活；更重要的是，这些农民工返乡，基本上也不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与当前的城市化趋势相悖。因此，需要结合我国城市化需要来创新解决当前就业问题。
易敏利认为，借助国家拉动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发展中小城镇，增加中央政府对中小城市和城镇的投入，既是拉动内需的有效方式，又是解决当前就业难题、推动城市化进程，从而解决当前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重要环节。
据了解，目前在我国６６１个城市中，５０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就有５３３个，占全国城市的８０．６％，中小城市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５９％。中小城市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也比较均匀。易敏利说，推动中小城市发展，由此产生的就业岗位对单个城市来说虽然可能有限，但众多的中小城市共同产生的作用，却最终可能有效地分解就业难题。
易敏利认为，发展中小城市，必然会带动小城镇的发展，实际上，推动小城镇发展也是发展中小城市的应有之义。中小城镇是城乡结合点，可以为从沿海返乡而又不愿意回乡务农的农民工提供就近择业的机会。而且，推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可以避免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的进一步扩大，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易敏利建议在４万亿元拉动内需的资金中设立专项，用以推动内地特别是返乡农民工比较集中地区的中小城市及其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可以在短期内增加就业岗位，而且可以改善这些城市的居住环境和质量，落实全面发展。
其次要增加中小城市及其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方面的建设投入。应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中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建设，为大学生和农民工到中小城市及其小城镇就业和生活解除社会保障方面的担忧。
此外，还可以在中小城市及其城镇率先进行制度创新。只有进一步开放户籍管理，并在医疗卫生保障和教育条件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创新，才可能提高中小城市及其城镇居住的吸引力，使其真正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依托。
“不裁员、不减薪、不欠薪是民企对社会最好的回报”
——代表委员热议“保就业”
新华社北京３月４日电（记者 王文志 谭剑 邹伟）两会期间，“保就业”成了来自民营企业的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他们的一个共识是，金融危机虽然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困难，但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依靠和关爱员工，替政府分忧，替社会减压，“不裁员、不减薪、不欠薪”是民营企业对社会最好的回报。
替员工着想，替政府分忧，替社会减压
内蒙古的亿利资源集团是民营企业，２００８年，亿利集团的主导产业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全国政协委员、亿利资源集团董事会主席王文彪说：“作为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应该在国家出现经济困难、职工面临失业危险的情况下，勇于承担更多的就业责任，不裁员、不减薪、不欠薪，是民营企业对社会最好的回报。”
王文彪告诉记者，２００９年亿利资源集团要办好的大事之一，就是至少增加２０００人的就业。“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要担当起保就业的‘第一责任人’，这个角色的社会责任就在于替员工着想，替政府分忧，替社会减压。”
“而且，现在不裁员，将会成为金融危机过后发展更壮大、更有竞争力的保障。”
就在不久前，在全国工商联的组织下，由亿利资源集团、新华联、新奥等百家民营企业，向全国民营企业发出“树信心、保增长、促就业倡议书”，得到了广大民营企业的热烈响应，目前已有来自浙江、江苏、福建等地许多家工商联会员企业加入了倡议。
“责任也是生产力”
就在一些企业打算裁员或者试图给员工减薪的时候，身为民营企业的三一集团年初却做出一个惊人之举：集团董事长梁稳根今年只领一元钱年薪，全体董事降薪９０％，集团高管降薪５０％，而对于普通员工，集团承诺“不裁员、不减薪、不接受降薪申请”，并拟出台“特别奖励”政策激励员工。
全国人大代表、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说，企业职工为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当前经济危机下，作为企业不能只考虑企业的经济利益，更要承担社会责任。另外，从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可持续发展来讲，这些承诺和做法也是必要的。“我们不但不裁员，而且今年计划招聘１０００名毕业研究生充实到我们企业里来。”
“责任也是生产力！”向文波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承担社会责任的举动并不仅仅等于付出或吃亏，在一定的条件下，承担社会责任更可以演化成强大的凝聚力和生产力，继而反哺于企业。
“别家裁员我揽才”
全国人大代表、金晶集团总裁王刚表示，越是困难的时候，就越能考验企业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感。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家玻璃生产龙头企业的生产经营都遇到了困难，但保障职工的劳动就业、保证收入分配、保证安全生产等方面都没有变。
王刚告诉记者，保就业并不意味产业就不需要升级和转型了，不仅要考虑当下的就业问题，也要考虑危机过后的就业问题。早升级，早转型，早主动，他们利用目前生产资料价格下行、人力资源培训成本较低等各种优势，既进行产业优化，同时进行人力优化。
“正所谓‘别家裁员我揽才’，这是企业储备人才的一个好时机，抓住机遇加大科技研发力度，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 王刚说。
中国政法大学谭秋桂教授向记者表示，企业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法人”，更是广义上的“社会公民”，这就要求企业身上不仅要流淌着追求利润的血液，更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当前在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尽管大量民营企业还在遭受经济“寒冬”，但在这一艰难关口，企业家们要有远见，有信心、进取心、感恩心和责任心。
１．３亿农民工候鸟式打工方式亟待改变
新华社北京３月４日电（记者 朱薇 姬少亭 刘铮）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亿万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一直牵挂着在京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们的心。一些代表、委员热切希望——我国产业转移战略能改变１．３亿农民工候鸟式打工方式。
“能够就近就业，成为当前农民工们的就业新需求。”来自重庆的康厚明代表说。在来北京参加两会前，康厚明曾就失业返乡农民工问题回到家乡农村调研。
家乡的农民工唐显秀对康厚明说：“在外打工，丢庄稼，丢老的，丢小的，弄不好还丢家庭，是顾钱还是顾生活，打工多少年都没有弄明白。”
近２０年来，唐显秀从未断过打工的念头，可是家庭的牵绊让她的工作时间断断续续，最长一次也只有８个月。“我做梦都想把广东的厂子搬到永川来。”
与唐显秀一样，２５岁的李秀红也希望能就近就业。她曾在广东制衣行业打了６年工，前年初年辞工回家生小孩。她说：“前年朋友们打电话回来时都说工作很好找，一个月一千多块，最近她们都说工作很不好找，找到了，工资也只有七八百块。”
“小孩已经断奶了，我又不会种地，要打不到工该怎么生活？”李秀红忧心忡忡。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东部沿海大量外贸企业停产歇业，农民工是这场冲击波中最先受到影响，也是受到影响最重的就业群体之一。据统计，１．３亿外出务工农民工中，有２０００万农民工失岗返乡。
农民工失业为何就只能返回农村？这背后折射出中国就业制度也表现出城乡二元化之“痛”－－农民就业指标尚未进入政府就业统计范畴，也不是中央政府考察宏观经济状态的指标，直接导致农民工无法享受城镇就业优惠政策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市长毛小平说，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让农民工像候鸟一样在城市和家乡之间奔波，这种候鸟式的打工方式，虽在农民增收上取得巨大成果，但却无法使他们真正分享城市发展成果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还产生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不和谐的社会问题。
日前一则看似宏观的经济消息却引起了身处最基层的农民工代表康厚明的注意。商务部外资司有关负责人在一次公开场合发言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先进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目前土地、劳动力价格等因素对东部开发区发展的制约与日俱增，迫使他们尽快把一些落后产业转移出去，这给西部开发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机遇。
“国家应加大产业转移力度，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不仅能解决２０００万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能改变农民工候鸟式的打工方式。如果很多产业能够在家门口落户，我们农民工就能家庭、打工两不误啦。”康厚明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杨庆育认为，国家加强宏观引导支持西部地区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可以起到“一箭三雕”的效果。一是为西部地区农民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满足农民工就近就业愿望。二是为西部地区注入发展要素，打造产业集群。三是沿海部分地区出于短期利益考虑，对企业外迁并不鼓励，沿海一些产业可能加速消亡或向国外转移。
“中央政府应及时出台政策，支持西部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具体制订西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指导目录，防止部分地区不顾资源环境条件招商引资恶性竞争。”全国政协委员刘明华说。
全国政协委员严琦建议，西部地区在新增中央投资中设立专项重点支持示范区开发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允许开展国家高新区、经开区政策在辖区的空间置换，明确西部鼓励类产业１５％的企业所得税政策继续保留到２０２０年。
“目前，农民工返乡对于西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也是好事，这些返乡农民工多是成熟的产业工人，不用经过大量培训即可上岗，而且见过世面的返乡农民工自己创业，也将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綦江县委书记王越说，只要国家加快产业转移步伐，让东部企业尽快到西部落户，农民工们就可以“回城不回乡”“在家门口再就业”。
多方联动·衔接市场·转变观念
——高校全国人大代表话就业
新华社北京３月４日电（记者 许祖华 赵超 张晓晶）２００９年，全国有６００多万大学毕业生将面临就业。受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显得尤为严峻。如何帮助和促进大学生就业，成为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大学校长们关注的热点。
社会：多方联动促进就业
“就业难并非因为大学生多了。”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外国语大学校长户思社认为，目前我国仍然需要大量人才，尤其是西部边远地区和基层还需要大量的人才。
“如果各个工作岗位上大学生更多一些的话，工作水平就会大大提高一个层次，所以不能把大学生就业难归结到学生太多，还是应该让更多的青年上大学。”
户思社认为，促进大学生就业需要政府、学校、用人单位、学生、家庭多方联动，政府出台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搭建就业服务平台，学校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加强就业指导，学生应该通过４年的学习对将来希望从事的职业进行理性分析、准确定位，家庭则应对学生就业创造条件，正确地引导和帮助，用人单位应该多看学生的潜质能力，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培训机会。
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郑亚认为，虽然很多基层地区非常需要人才，国家也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去，到一线去，但由于基层的待遇低、条件艰苦，使得一些毕业生宁可在大城市漂着，也不太愿意到急需人才的基层去工作，这就需要国家进一步加大鼓励和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大对大学生在西部创业就业的投入，为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创造良好的条件。
教育部近期就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大学生就业，比如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服务期满可享受升学优惠政策，鼓励重大科研项目聘用高校毕业生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社会对大学生就业的关注。
学校：专业设置衔接市场
郑亚代表认为，高校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外因，比如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如何，是否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社会认可度，专业设置是否和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相衔接。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２００８年所做的一项专业与就业相关度调查显示，“２１１”工程院校里，法学、公共管理、生物科学等一些热门专业的毕业生，其所从事的行业４０％以上与所学专业无关。这表明，即使在一些重点大学，也存在着不注重市场需求、办学定位不清晰的问题。
郑亚代表说，近年来，有的高校不顾自身条件，盲目创办一些所谓的热门专业，使毕业生供大于求。还有一些学校的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没有根据市场的变化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致使毕业生专业结构与市场供求出现错位，加大了就业的压力与难度。
大学生：加强实践转变观念
作为民办高校的负责人，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外事学院院长黄藤则认为，目前很多企业依然需要大量大学毕业生，但是不少企业不愿意培训新员工，因为增加了人力资源成本，还有一些企业不愿意承担培训毕业生的成本，这就造成了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一个人从知识学习到岗位工作需要一个实践的环节，应该把企业培训的环节放在学校，把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锻炼在学校完成。”黄藤代表说。
黄藤同时认为，现在很多人依然沿袭着过去精英教育的思维模式，认为上了大学就有工作。如果对上大学、对自己的期望值过高，甚至是盲目，最后就会导致就业困难。
“在国外，很多大学毕业生从事的是房屋中介、推销等普通的工作，大家觉得这很正常，没什么奇怪的。现在我们的大学生也应该转变观念，做他最合适的工作。”黄藤代表向大学生建议。
就业不等于“做工” 代表委员呼吁到基层去创业
新华社北京３月４日电(记者 王昊 桂涛）“那时全部家当只有２０００块钱，我们用自行车驮着原料往返于各个村庄，一步步从最初的洗涤剂买卖走到今天的规模。”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徐冠巨回忆起２３年前的创业经历感慨万千。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在复杂而严峻的经济形势下解决就业问题需要转换观念，就业不完全等于“做工”，创业的前景更加广阔。
浙江省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冠巨委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就业者必须放弃“等靠要”的消极想法，“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农民工，可以去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到广大的农村去，其实那里的创业门槛很低，更容易成功。”
徐冠巨说：“要鼓励面向农村的，面向服务的，面向新兴产业发展的各种创业，这样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创业需求。”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２月曾宣布，在一亿三千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大约有两千万人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而返乡。另外，按照教育部的统计，２００９年将有超过６００万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毕业。
对于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持有同样的观点。陈骏在此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学毕业生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需要“实事求是”，转换就业观念，强化创业理念，“到基层去，到农村去”。
他说，南京大学正在着力变更人才培养模式，按照学生的毕业去向分别设立专业教育、复合型人才教育和创业教育三种不同的培养方案，给予部分打算创业的学生足够的培训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