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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浩千，１９４８年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祖籍广东惠州。少年时代受教于竺摩上人，后师从赵少昂教授。美国路西亚那甚密特大学美术史硕士，英国牛津圣乔治大学美术史博士。先后担任马来西亚中央艺术学院院长、中央艺术研究院院长。２００１年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从事教学及创作之余，勤于学术研究，著有《岭南画派研究》、《郑浩千谈艺录》、《郑浩千画集》５集、《天涯别馆吟草》等。曾作环球之旅，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国美术馆、辽宁博物馆等举行个人画展１５０余次。
２月１８日—３月１５日，《浩水千山——郑浩千书画国际巡回展》在宁波美术馆举行，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刚才我在宁波美术馆看了您的画展，发现您的作品题材特别广泛，没有像通常的传统书画范围比较拘泥。那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一类题材呢？
郑浩千：题材广泛也许跟我喜欢世界各地旅游有关，游踪所至，心有所感，画有所现，山水、花卉、人物、鸟兽等都不局限。不过，还真有一些题材是我比较挚爱的，比如桥，我记得早年曾经对缅甸和泰国边境的桂河大桥画了一个系列。这座桥非常有名，二战的时候日本军队和联军曾在这儿打过仗，后来桥被日军炸掉了，于上个世纪７０年代重建。后来我到欧洲去开画展，这个系列的画作引起了西方媒体很大关注，很多当年作为联军参加过战争的老人尤其有共鸣。再加上获得奥斯卡奖的同名电影又刚演过，大家对这些历史题材特别有兴趣，一时间非常轰动。
后来我到英国开画展时，去看诗人徐志摩笔下的“康桥”——英国剑桥大学那座让人产生无限遐思的桥，特别有创作的冲动。当然还有中国江南水乡特有的小桥流水也让我特别喜欢，印象很深的是我上次去上海周边的一个叫朱家角的地方看到的小桥，充满了灵性。
我比较钟爱的另一个题材是大瀑布，因为我觉得充满了力量感，给人以震撼力。世界的三大瀑布我都曾经特意去过：尼亚加拉瀑布、维多利亚瀑布和伊瓜苏瀑布。尤其是位于非洲赞比亚与津巴布韦接壤处的维多利亚瀑布，当时我带了两个相机前往，那真是让人惊叹的气势磅礴，很远的地方就有水雾升腾，其中一个相机就是因为被很远处的水花溅到而失灵了。晚上住在附近的宾馆，隔着很长的距离，还是可以听到巨大的水声——大自然的交响乐。这让你特别有创作的冲动。
记者：您出生在海外，为什么如此喜爱中国画、书法、格律诗的创作？
郑浩千：在国外，传统的中国画、书法、格律诗的创作，绝对是冷门。应该说是我有幸遇到几个老师和同学在国学和书画方面特别有修养，他们的帮助、鼓励和期许让我不断努力，加强学习。尤其写格律诗，没有潜心钻研过、下过苦工夫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办法是多读古代大家的优秀作品，这是很好的滋养，同时还要不断创作练习，通过长时间的积累自然会有感悟和进步。
当然我们不能跟古人一样固守形式，而是要用这些美妙的传统格律去书写现代的生活。格律诗的创作如此，绘画和书法也一样。
我的祖父是从广东出去下南洋的，到我这已经是第三代了，从家庭来说从小受到传统教育的机会其实并不多，而且那时马来西亚是属于英国殖民地，整个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是以马来文和英文为主的。作为华裔子弟，还有个选择：上华文学校，学中文。所以从小我是同时学三种语言长大的。
真正受影响是在中学时候。我上的是教会办的中学，有一门《中国文学》的课程，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白居易的《长恨歌》等非常美的中国古典文学。我们的老师是早年北京大学毕业的，有非常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他们的课上得特别好，这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最早教我画中国画的老师是竺摩法师，除了佛学外，诗书画都非常精，他是从国内然后辗转来到马来西亚，曾经在宁波住过两年，昨天下午我还特意去了以前他居住过的“静宗禅寺”寻访。
之后我到台湾读大学，读法学专业之余就去中文系旁听。在那儿有机缘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的老师和画家，如郎静山、张大千等，他们给我的教益是一辈子的。
记者：很想知道，现在马来西亚的文艺环境和气氛是怎样的？当地的主流文化是什么？
郑浩千：马来西亚总人口有２７００万，其中华裔有６００万，华人办的中文报纸也有好几家，但是媒体对文化的报道不太热衷，他们更喜欢那些文娱活动、体育明星等有关的内容。如果我们需要搞一些活动都要提前准备好稿子给记者。
马来西亚大学也有中文系，但它是用马来文教学的，论文也是用马来文写的，听起来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在讨论这样的中文系是否有存在的意义。很多中文系必需的课程他们都没有，比如训诂学、声韵学，因为没有师资。
在马来西亚，还是以马来文化为主，英文是有限度地接受，哪怕作为中文报纸的记者首先要懂的还是马来文，因为政府公告等都是以马来文颁发的。
值得安慰的是，由于历史背景，中国传统文化在马来西亚的流传哪怕在最动荡的时代也没有中断过。清朝就一直在马来西亚派遣外交使节，后来不时有一些“大家”来到这儿，如康有为、孙中山等都曾经在这儿生活过，孙中山创办的中文报《光华日报》至今１００多年了影响犹存。
记者：您所了解的新一代的年轻华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怎样？
郑浩千：我认为新一代华裔的学习环境比我们好多了，他们也很愿意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如今传媒和资讯非常发达，国际文化交流也更方便，到马来西亚的海外学者也愈来愈多。像我在担任马来西亚中央艺术学院院长和中央艺术研究院院长期间就请了很多海外的学者前来演讲，广为熟知的中国文化学者有余秋雨、余光中、郎静山等，而且有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的课题，通过跟媒体的配合，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正是通过加强国际交流，让年轻的一代多了解和学习，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认同。
记者：作为全球华人书画界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水墨画的走向呢？
郑浩千：对于其走向，我只能从外面看进来。我觉得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不一样，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中国有这么多的中国画风格，因为他们的师承不一样，他们所处的地域环境和文化氛围不一样，有海派、岭南派等等，如果抛开固有的生存环境，独自从技术和理论的角度去开拓一条路是不容易的。也有一些走得有点过了头，比如某些实验水墨。
简单地说还是保留东方文化的底蕴，适当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技巧为我所用。我认为在创作中不必想超越古人这样的课题。因为古人的生活背景、思想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就算同一片土地上今人看到的和古人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不必太拘泥于此。就算今天你认为自己是非常超前的，那么１００年之后呢？这不是你自己可以论断的。我认为超越应该是自然形成的，就像无形中达到的某种境界一样，不是刻意为之的。
记者：您也是个行者，已经走遍了世界各地。画如其人，那么环球之旅也是您让自己的传统书画获得现代生命的一种方式？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故事？
郑浩千：在旅途中，会有别样的经历和体验让我产生创作的冲动，各种新鲜的事物带来的感受也会对创作有一定的帮助。这是自然状态下的积累和爆发。就像我到宁波来，本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创作，但是今天去了天一阁让我感受到了多年前看过的余秋雨的文章《风雨天一阁》，此情此景让我很有感触，很有想把它画下来的冲动。
其实，我是个心很大的人。人生几十年，我想做的喜欢做的事情太多；画画、书法、摄影、旅行、品味世界各地美食美景等，如果同一阶段我可以同时做这些事情不是很好吗？我认为这才是最完美的。
当然，也要克服基本问题，像我以前做马来西亚中央艺术学院院长和中央艺术研究院院长时，因为时间实在紧张，那一阶段除了教学就是创作，无法自由行走。
我是个随性的人。就像我的世界巡回画展，没有一个特定的计划。从１９６９年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在全球各个地方举办了１５０多场。早期展览的作品也许不成熟，但是每一阶段都是我的生命过程，每到一个地方我也当成是一次值得珍惜的交流机会。
记者：您在举办世界巡展的过程中，觉得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对于中国画最欣赏的是哪些内容？他们习惯从哪个角度去欣赏？
郑浩千：有很大的不一样。如果是看过《老子》、《庄子》等这类书，包括是英文版的，对中国文化有些了解的西方人，最喜欢跟你探讨中国文化与这些画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有表现“禅”的因素在里面？也就是很容易找几个简单的对应来验证，然后蛮认真地钻研。他们不知道其实中国文化是非常博大精深的，不是只有这些古代的哲学思想而已。
如果是毫无了解的，通常会问我构图、颜色等问题，比如为什么这幅画要写这么多字，而画那么少？为什么要把字写在这个位置？这幅画表达什么意思？诗里写了什么内容等。如果是很好学的人，我会给他详细介绍，不过分析起来真的很累。因为有时你说了他还是不太理解。毕竟西方文化跟我们不一样。
记者：余秋雨在评价您的作品时引用罗森兹韦博士所说的现代中国画家的五条艺术道路，其实也就是五条不同的人生道路。认为您属于其中第四条：谋求传统的现代化。您怎么理解艺术的现代化？
郑浩千：我的理解是传统的现代，也就是具备传统的师承，吸收和补充现代的东西。明末清初的大艺术家石涛早就说过“笔墨当随时代”，这是一条永恒的艺术法则。石涛的画作在当时非常创新，今天看来依然是传统的。所以，不管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们，只要你真正认识和感悟到了这种文化的魅力，不管身处哪种环境、用什么途径，我们都应该去发扬和推动这种文化。我记得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也有很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满怀激情的人，后来他们因为从商或者从事教育而中断了自己的创作，但幸好我从未动摇过，应该是越深入越是投入，越投入也越是坚定。
记者：一年之际在于春，今年有什么新的计划？
郑浩千：在国内的展览除了宁波美术馆，还有哈尔滨、内蒙古、西安等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筹备马来西亚国家画廊明年给我搞的一个诗书画的回顾展。同时，我准备把自己写的中国格律诗整理出版，除了中文版，还准备翻译成马来文和英文，作为二度创作，这个工作的要求很高，也很艰巨，好像还没有人出版这样的书。为此我请了专人来翻译，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