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卿
高校债务以及后勤社会化带来的问题,已经连续三年成为两会上的热点话题,在全国人大安排的五大校长记者见面会上,从吉林大学调任北京大学的北大校长周其凤在第一时间回应了网上对他的批评。(见3月10日《广州日报》)
如果不是媒体披露,如果不是国家正在召开“两会”,我国高校巨额债务问题还不为我等普通民众所知。可让我看不懂的是,同样是高等院校,吉林大学欠债30亿,学校因此步入了付息高峰,每年支付的利息多达1.5亿至1.7亿元,学校的可支配资金大大减少。而国内另一所知名大学——中山大学却不存在债务问题,换句话说,中山大学属于零债务,可谓一身轻松。
大学有大有小,有新有老,吉林大学与中山大学或许没有可比性,但学校在架构、设置与运转等方面却是相近或相通的,哪些钱该花、哪些必须优先考虑,做法明显有区别。现在有些大学盲目求大求全,大兴土木,教职员工待遇优厚,全然不顾有没有经济实力,致使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而这丝毫没有引起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我有一个疑惑之处,两所大学债务大相径庭,吉林大学背负债务高达30亿之巨,尽管原校长周其凤已调任北京大学做校长,尽管其声称自己是一个廉政的校长,没有贪污浪费,但毕竟是空口无凭、自问自答,公众有权要求公开吉大的财务帐目,只要心里没鬼,就应该主动亮出家底,把30亿元的去向说说清楚。说到这里,我对中山大学顿生敬意,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的一句话非常中肯:一所大学有好几千人要养,一定会找一些渠道来赢利,来偿还债务。我忽然领悟了不等不靠的深刻含义,中山大学能做到0债务,是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结果,其成功经验值得推广宣传。
高校债务缠身,是不是应该全部转嫁到政府头上呢?显然需要科学的论证,不是随便就可以拍脑袋的。在没有找到合理的答案前,谁能告诉我:30亿与0,高校债务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